上海市人大常委会


　　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二十号

　　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上海市城市道路桥梁管理条例〉的决定》已由上海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于2003年10月10日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3年10月10日



　　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修改《上海市城市道路桥梁管理条例》的决定

　　（2003年10月10日上海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上海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审议了市人民政府提出的《上海市城市道路桥梁管理条例修正案（草案）》，决定对《上海市城市道路桥梁管理条例》作如下修改：一、第十八条第一款修改为：“城市道路、桥梁工程竣工验收后，建设单位应当向市政工程管理部门办理备案手续。经验收合格的，方可交付使用。”
　　二、第三十二条第一款中的“市建设委员会”修改为“市市政工程管理部门”。
　　三、第三十三条第三款修改为：“新建、扩建、改建的城市道路竣工后五年内或者大修的城市道路竣工后三年内不得挖掘。因特殊情况需要挖掘的，应当按照提前挖掘时间加收一至五倍掘路修复费。”
　　四、第三十五条第一款修改为：“占用城市道路、桥梁设置或者迁移交通标杆、邮筒、废物箱、电话亭等社会公益设施的，应当符合国家有关城市道路、桥梁管理的规定。”
　　第二款修改为：“占用城市道路、桥梁设置广告牌、招贴牌的，应当符合国家有关城市道路、桥梁管理的规定，并且支付广告场地费。”
　　五、第三十六条修改为：“公共汽车、电车、专线客运车以及其他固定线路的客运车辆的站点设置或者移位，除应当征得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同意外，还应当符合国家有关城市道路管理的规定。加固城市道路的费用由设置单位承担。”
　　六、第五十五条修改为：“当事人对市政工程管理部门或者组织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诉讼。
　　“当事人对具体行政行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复议，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的，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部门或者组织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上海市城市道路桥梁管理条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正，重新公布。


上海市城市道路桥梁管理条例（12届7次）


1月5日 14:28
　　（1994年8 月25日上海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根据2003年10月10日上海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关于修改〈上海市城市道路桥梁管理条例〉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为了加强本市城市道路、桥梁管理，保障城市道路、桥梁完好，充分发挥其使用功能，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条例适用于本市城市道路、桥梁以及桥梁安全保护区域。
　　第三条城市道路、桥梁是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是以车辆、行人通行为主要功能的通道。
　　第四条本市城市道路、桥梁管理实行统一管理与分级负责相结合的原则。
　　第五条市人民政府市政工程管理部门（以下简称市市政工程管理部门）是本市城市道路、桥梁的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实施本条例。
　　区、县人民政府市政工程管理部门（以下简称区、县市政工程管理部门）是所管辖的城市道路、桥梁的行政主管部门，贯彻实施本条例，业务上受市市政工程管理部门领导。
　　市或者区、县人民政府有关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协同市或者区、县市政工程管理部门实施本条例。
　　第六条市市政工程管理部门主要职责：
　　（一）协同市城市规划管理部门编制本市城市道路、桥梁专业规划，会同审批城市道路、桥梁的废弃；
　　（二）协同有关部门对本市城市道路、桥梁建设、养护、维修的年度计划进行综合平衡；
　　（三）负责所管辖的城市道路、桥梁建设、养护、维修和路政管理，并且对本市城市道路、桥梁建设、养护、维修和路政实行统一管理；
　　（四）制定本市城市道路、桥梁的管理规范、技术标准和操作规程；
　　（五）负责有关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
　　（六）制定、实施有关科技进步和人才培养目标；
　　（七）负责所管辖的城市道路、桥梁通行费和临时占路费的征收、管理。
　　第七条区、县市政工程管理部门主要职责：
　　（一）负责所管辖的城市道路、桥梁建设、养护、维修和路政管理；
　　（二）编制所管辖的城市道路、桥梁建设、养护、维修的年度计划；
　　（三）负责有关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
　　（四）负责所管辖的城市道路、桥梁通行费和临时占路费的征收、管理。
　　第八条市或者区、县市政工程管理部门及其设置的路政管理机构，应当加强城市道路、桥梁管理，依法处理违反本条例的行为。
　　市政工程管理人员和路政管理人员应当忠于职守、遵纪守法、秉公执法、文明服务。
　　路政管理人员执行公务时，应当持有证件，佩戴标志。
　　第九条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遵守本条例，不得侵占、损坏城市道路、桥梁，或者改变其性质和功能，并且有权制止、检举和控告违反本条例的行为。
　　市或者区、县人民政府对贯彻实施本条例作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规划和建设管理
　　第十条市市政工程管理部门协同市城市规划管理部门，根据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城市道路、桥梁专业规划。
　　市城市规划管理部门在编制城市道路、桥梁专业规划时，应当对管线、绿地、行道树等布置以及交通网络组织进行综合平衡。
　　开发区、居住区自行建设的城市道路、桥梁的详细规划必须符合分区规划和城市道路、桥梁专业规划。市城市规划管理部门在审批开发区、居住区城市道路、桥梁规划时，应当征求市市政工程管理部门意见。
　　第十一条本市城市道路、桥梁建设必须符合城市道路、桥梁专业规划。其年度计划由市或者区、县市政工程管理部门按照所管辖的范围编制，经会同有关部门综合平衡后按照规定程序批准实施。
　　第十二条城市道路、桥梁建设资金按下列渠道和方式筹集：
　　（一）财政拨款；
　　（二）从土地有偿使用收入中提取；
　　（三）国内外贷款；
　　（四）国内外企业、个人和其他组织投资；
　　（五）社会资助；
　　（六）城市道路、桥梁通行费收入；
　　（七）其他。
　　第十三条政府鼓励国内外企业、个人和其他组织按照城市道路、桥梁专业规划和建设计划，投资建设城市道路、桥梁。
　　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第十四条城市道路、桥梁建设用地必须遵守土地管理法规；土地管理部门应当按照规定核发城市道路、桥梁土地使用权证。
　　第十五条城市道路、桥梁的设计单位和施工承包单位，必须具备与工程规模相应的资质等级和资质证书。
　　设计、施工必须符合国家和本市制定的技术标准、规范和规程，并且按照规划、设计预留绿化用地和采取方便残疾人的无障碍措施。
　　跨越江河的城市桥梁建设，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防洪、通航标准和其他有关的技术要求。
　　第十六条城市道路与铁路相交，道口技术条件必须符合城市道路与铁路双方的技术标准；在需要的地方应当逐步建设立体交通设施，城市规划应当预留建设位置。
　　建设立体交通设施的规模和投资，按照国家规定由有关部门共同协商确定。
　　第十七条城市道路、桥梁建设工程施工前，市政工程管理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共同制定疏导交通的措施。
　　第十八条城市道路、桥梁工程竣工验收后，建设单位应当向市政工程管理部门办理备案手续。经验收合格的，方可交付使用。
　　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应当对已交付使用的城市道路、桥梁实行质量保修制度，保修期为一年。
　　第十九条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城市道路、桥梁可以实行有偿使用。有偿使用的收入必须用于贷款的偿还或者投资回报以及城市道路、桥梁的养护、维修、管理和建设。
　　第二十条为减少占路停车，各类建设项目必须按照城市规划要求和有关规定同时建设停车场所。

　　　第三章　养护和维修管理
　　第二十一条市政工程管理部门应当定期组织城市道路、桥梁的检测和普查，编制所管辖的城市道路、桥梁的养护、维修计划。
　　市或者区、县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城市道路、桥梁设施量和养护、维修定额核拨养护、维修经费，市政工程管理部门应当合理使用。
　　第二十二条市政工程管理部门可以委托养护、维修单位承担城市道路、桥梁的养护、维修。
　　养护、维修工程质量必须符合有关的技术标准规范。市政工程管理部门应当对养护、维修工程的质量进行监督检查，保证城市道路、桥梁的完好。
　　第二十三条国内外企业、个人和其他组织投资建设的以及开发区和居住区自行建设的城市道路、桥梁，建设单位应当按照有关的技术标准规范自行养护、维修，并且接受市政工程管理部门的监督。
　　对建设单位无偿移交产权，符合市政工程管理部门接管条件的，由市政工程管理部门负责养护、维修。
　　第二十四条城市道路、桥梁损坏影响交通和安全时，市政工程管理部门必须及时组织养护、维修。发现窨井盖等道路附属设施缺损时，应当立即补缺或者采取安全措施。
　　第二十五条养护、维修作业现场必须设置明显标志和采取安全措施，保障行人、行车安全。
　　第二十六条城市道路维修车作业时，在保证交通安全的情况下，不受行驶日期、行驶路线、行驶方向的限制。

　　　第四章　路政管理
　　第二十七条城市道路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擅自占用道路、挖掘道路、修筑出入口、搭建临时性建筑物或者构筑物、明火作业、设置路障；
　　（二）车辆载物拖刮路面，履带车、铁轮车直接在道路上行驶以及拌合混凝土等有损道路的各种作业；
　　（三）占用道路安放空调散热器、放置装饰物品、堆放超过道路限载的重物；
　　（四）建设永久性建筑物或者构筑物，沿路建筑物向外开门、窗占用道路；
　　（五）机动车在非指定道路试刹车和停放，在人行道上行驶和停放，但摩托车在人行道指定范围内停放除外；
　　（六）堵塞下水道等造成浸泡道路；
　　（七）偷盗、收购、挪动、毁损窨井盖等道路附属设施；
　　（八）损害、侵占道路的其他行为。
　　第二十八条城市桥梁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占用桥面，在桥面停放车辆、试刹车、设摊；
　　（二）擅自在桥梁范围内设置广告牌、悬挂物，以及占用桥孔、明火作业；
　　（三）履带车、铁轮车直接上桥行驶，超重车辆擅自上桥行驶，利用桥梁设施进行牵拉、吊装等施工作业；
　　（四）在桥梁上架设压力在每平方厘米４公斤以上的煤气管道、１０千伏以上的高压电力线和其他易燃易爆管线；
　　（五）搭建妨碍桥梁使用和养护、维修以及景观的建筑物或者构筑物；
　　（六）损害、侵占桥梁的其他行为。
　　第二十九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城市道路。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占用城市交通干道。
　　因特殊情况确需临时占用城市道路的，必须向市政工程管理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提出申请，经审批同意后，向市政工程管理部门缴纳临时占路费、占路保证金。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凭双方批准文件和收费凭据核发临时占用道路许可证。
　　市政工程管理部门与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在审批临时占用城市道路时，应当根据各自的职责严格遵循前款规定的程序办理审批手续。
　　临时占路费上缴市人民政府，用于城市道路的养护、维修和管理。
　　第三十条临时占用城市道路的期限不得超过三个月。
　　经批准临时占用城市道路的，应当按照核定的范围、期限占用。期满后，应当恢复城市道路的原状，损坏的应当修复赔偿；需要继续占用的，应当按照规定办理延期审批手续，延期占路费累进收取。
　　临时占用城市道路不得损坏绿地、行道树和市政、公用、交通等设施。
　　市政工程管理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根据城市建设或者交通管理的特殊需要，对临时占用城市道路的，可以共同作出缩小占用面积、缩短占用时间或者停止占用的决定。
　　市政公用设施施工占用城市道路的，不视作临时占路；超过核定期限的，视同临时占路。
　　第三十一条不得占用城市道路设置菜场；严格控制占用城市道路设置集贸市场、停车场。
　　对特殊需要占用城市道路设置集贸市场和停车场的，按照本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规定执行。
　　第三十二条煤气、自来水、雨水、污水、供热、广播、电信、电力、消防等管线单位，必须在每年３月底前，把当年管线掘路施工计划报市市政工程管理部门统一安排。
　　违反前款规定的，市政工程管理部门不得批准掘路。
　　第三十三条因特殊情况需要挖掘城市道路的，除按照规定办理有关手续外，必须向市政工程管理部门提出申请，缴纳城市道路掘路修复费，取得掘路执照，方可按照规定挖掘。市政工程管理部门应当在接到书面申请次日起三日内给予答复。
　　地下管线发生故障需要紧急抢修挖掘城市道路的，抢修单位应当立即通知市政工程管理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并且在二十四小时以内补办紧急掘路手续。
　　新建、扩建、改建的城市道路竣工后五年内或者大修的城市道路竣工后三年内不得挖掘。因特殊情况需要挖掘的，应当按照提前挖掘时间加收一至五倍掘路修复费。
　　第三十四条挖掘城市道路应当在核定的施工范围、施工期限内进行。施工期间，必须设置明显标志和采取安全措施。施工完毕，应当按照规定回土夯实，清除余土剩物，并且及时通知市政工程管理部门。
　　市政工程管理部门应当在接到通知次日起按照横向掘路三日内、纵向掘路（二百平方米以内）七日内完成初修。
　　第三十五条占用城市道路、桥梁设置或者迁移交通标杆、邮筒、废物箱、电话亭等社会公益设施的，应当符合国家有关城市道路、桥梁管理的规定。
　　占用城市道路、桥梁设置广告牌、招贴牌的，应当符合国家有关城市道路、桥梁管理的规定，并且支付广告场地费。
　　拆除上述设施时，应当恢复城市道路、桥梁原状。
　　城市道路、桥梁扩建、改建时，设置单位应当及时拆除、迁移上述设施。
　　第三十六条公共汽车、电车、专线客运车以及其他固定线路的客运车辆的站点设置或者移位，除应当征得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同意外，还应当符合国家有关城市道路管理的规定。加固城市道路的费用由设置单位承担。
　　第三十七条车辆或者车辆载运的物件超过城市道路、桥梁限载或者通行条件而确需通行的，应当事先报经市政工程管理部门批准。因采取加固措施所需要的费用，由车辆所属单位或者个人承担。
　　第三十八条各类建设工程可能损坏城市道路、桥梁的，建设单位或者施工单位应当在开工前与市政工程管理部门签订保护协议。
　　第三十九条依附城市桥梁架设管线的，应当向市政工程管理部门提出申请，经批准后方可架设，并且定期检查，确保安全。
　　城市桥梁改建、扩建时，管线单位应当及时拆除、迁移管线。
　　第四十条城市桥梁损坏影响通行安全时，市政工程管理部门应当通知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并且立即设立危桥警告牌；严重影响通行安全时，市政工程管理部门应当采取封桥措施，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应当予以配合。
　　确需封路、封桥进行养护维修时，市市政工程管理部门和市公安部门应当联合发布封路、封桥通告，并且登报。
　　第四十一条在城市桥梁安全保护区域内从事河道疏浚、河道挖掘、建筑打桩、地下管道顶进、爆破等作业的，应当制定安全保护措施，经市政工程管理部门同意后，方可施工。
　　第四十二条桥孔由市政工程管理部门或者产权单位按照规定用途使用和管理。
　　第四十三条损坏城市道路、桥梁的，其赔偿费由市政工程管理部门按照市政工程定额和实际损坏情况核定。
　　地下管线泄漏、爆裂等事故损坏城市道路、桥梁的，由地下管线产权单位先行承担修复责任；地下管线产权单位由此造成的损失，可以向肇事者追偿。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四条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的，责令其停止设计或者施工，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提请原发证机关吊销其设计、施工资质证书并且处以罚款。
　　第四十五条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二款的，责令其限期改正，并且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处罚。
　　第四十六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的，责令其限期改正，并且可处以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七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规定的禁止行为之一的，责令其限期改正或者承担代为清除费用，赔偿修复费，并且可以按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情节轻微的，处以五十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
　　（二）情节一般的，处以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三）情节严重的，处以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或者修复费三至五倍的罚款。
　　第四十八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的，责令其限期改正或者承担代为清除费用，赔偿修复费，并且可以按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占用城市交通干道的，处以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超面积、超期限占用城市道路的，对超过部分处以每平方米每日二十元至二百元的罚款；
　　（三）超面积、超期限挖掘城市道路的，对超过部分处以修复费一至三倍的罚款；
　　（四）造成城市道路损坏的，处以修复费三至五倍的罚款。
　　违法、无权、越权审批占用、挖掘城市道路的，其批准文件无效；非法收入应当没收；造成损坏的，应当赔偿；对审批单位的主管人员和有关责任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或者经济处罚。
　　第四十九条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一条的，责令其限期改正或者承担代为清除费用，赔偿修复费，并且可以按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未造成城市道路、桥梁损坏的，处以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二）造成城市道路、桥梁损坏的，处以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或者修复费三至五倍的罚款。
　　第五十条故意损坏城市道路、桥梁，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由公安部门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五十一条对无正当理由逾期缴纳临时占路费、掘路修复费、罚款的，市政工程管理部门应当按日加收千分之五的滞纳金。
　　第五十二条阻碍市政工程管理人员和路政管理人员执行公务的，应当给予教育；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由公安部门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五十三条市政工程管理人员、公安交通管理人员以及路政管理人员违反本条例，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或者经济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五十四条对违反本条例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行政处罚时，应当向当事人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罚款金额在一百元以下的，路政管理人员可以当场执行；处以罚款时，应当向当事人出具由市财政部门印制的罚没款统一收据。
　　罚没款按照规定上缴财政。
　　第五十五条当事人对市政工程管理部门或者组织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诉讼。
　　当事人对具体行政行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复议，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的，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部门或者组织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五十六条市市政工程管理部门可以纠正或者撤销区、县市政工程管理部门违反本条例的决定。

　　　第六章　附则
　　第五十七条本条例下列用语的含义：
　　城市道路，是指市区和城镇范围内（除公路外），以车辆、行人通行为主要功能的通道。包括车行道、人行道、路肩、边坡、边沟、广场、道路附属设施和按照城市道路规划红线让出的用地等；城市道路的附属设施包括路名牌、人行护栏、车行隔离栏、导向岛、安全岛、绿地、行道树、窨井盖等。
　　城市桥梁，是指市区和城镇范围内架设在水上或者陆上，连接城市道路，供车辆、行人通行的构筑物。包括跨越江河的桥梁、隧道、车行立交桥、人行天桥、人行地道、高架道路、涵洞、桥梁附属设施和按照城市桥梁规划红线让出的用地等；城市桥梁的附属设施包括桥孔、挡土墙、桥栏杆、人行扶梯、桥名牌、限载牌、收费亭等。
　　城市桥梁安全保护区域，是指桥梁垂直投影面两侧各１０米至各６０米范围内的水域或者陆域。
　　第五十八条城市道路、桥梁通行费、临时占路费、掘路修复费、广告场地费等各项收费标准和收取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制定。
　　第五十九条本市工厂、港口、铁路站场、机场内部的专用道路、桥梁，由产权单位负责养护、维修和管理。
　　第六十条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条例制定实施细则。
　　第六十一条本条例应用问题由市市政工程管理部门负责解释。
　　第六十二条本条例自１９９５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宪法司法化若干问题研究

张 军**


内容提要：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就一起民事案件作出司法解释引发宪法司法化问题的讨论还没完全结束，2003年5月，湖北青年孙志刚在广州被故意伤害致死一案再次引发违宪审查建议。宪法司法化起源于美国，现已成为世界各国普遍的做法。宪法司法化产生并非偶然，它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长期以来，在我国形成了宪法不能作为裁判直接依据的司法惯例，使宪法神秘化，宪法的频繁变更削弱了宪法的稳定性和权威性，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使我国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宪政，是我国宪法司法化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主题词：宪法 权利 审查权 宪政 司法化

序 言
推行宪政的关健在于制定一部合乎正义的宪法，并且切实保障宪法作为根本规范的最高效力。宪政的主题是让国家权力特别是立法活动受到某种超越性规范的约束，避免法律实证主义的弊端，使社会正义以及基本人权的理念在现实的制度安排中得以具体化，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宪法司法化最能体现和落实宪政的精神。迄今为止，中国的法院还没有获得审理宪法诉讼权限，不仅不能审查违宪立法，就连行政机关制定法规和规章的抽象行为是否合宪，是否合法的问题也没有资格作出判断。为了改变宪法的最高效力无从落实，最高人民法院最近就直接适用宪法条款审理涉及教育权的诉讼案件的问题，在2001年8月13日做出的批复（司法解释）所启动的“宪法司法化”①。这一批复的出台，开了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侵害援引宪法规定进行保护的先例，也是我国宪法司法化好的开端。然而违宪的事件时有发生，27岁的湖北青年孙志刚今年2月24日受聘于广州达奇服装有限公司。3月17日晚10时，孙志刚因未携带任何证件上街，被执行统一清查任务的天河区公安分局黄村街派出所民警带回询问，随后被作为“三无”人员送至天河区公安分局收容待遣所，后转至广州收容遣送中转站。3月18日晚，孙志刚被送往广州市卫生部门负责的收容人员救治站诊治。3月20日，孙志刚被打致死。三位青年法学博士以普通中国公民名义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对《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建议。①尤为令人关注的是，孙志刚案并不是偶然的，由此引发了人们对收容遣送制度暴露出来的问题的反思。把人们普遍关心的个案公正处理和收容遣送制度改革这二个重大问题结合起来，将是对宪法贯彻实施极大推动，同时，这也是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切实保护人民权益的一项举措，违宪审查制度势在必行。本文拟对宪法司法若干问题作初步讨论，以期抛砖引玉。
一、宪法司法化内涵及其发展
首先，宪法司化这一话语在纯理论意义上具有两个维度②：一是当没有具体法律将公民的宪法基本权利落实时，司法机关能否直接适用或引用宪法条文作为判决依据？在这种意义上，宪法司化法意味着宪法司法化适用性。这个命题建立在公民基本权利之充分保障的宪政理论之上，即认为宪法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如果宪法权利没有得到具体法律落实，司法机关又不适用，宪法条文作为判决依据，无疑权利保障成为一纸空文③。因此，宪法的司法适用有最后屏障之功效。
宪法司法化的第二层面是：在司法机关对个案审理过程中，能否对有违宪疑义的法律规范的合宪性问题进行审查并作出判断。这涉及到司法机关是否有违宪审查权问题。这无疑已经不是一个技术性命题，它涉及到一个国家的宪政理论和政治制度的基本构架，甚至包括历史传统和文化观念等层面。虽然司法审查这种制度在现代受到广泛的推崇，但它本来并非一条不证身明的公理。实际上，司法审查制度始终受到本身两个方面的严峻挑战：
其一，按照哈林顿（James Harrington），孟德斯鸠以来的分权制衡的制度设计，司法权与立法权的职能范围必须严格区别，彼此恪守“井水不犯河水”的原则。但如果容许法院对法律、法规进行合宪性审查，就意味着司法权也可以进行政治目的性判断，两者的界限岂不就变得模糊不清了？如果合宪性审查的结果否定了立法权的效力，那么实际上司法权就在享有某种程度的优越地位。一权高于另一权，如何制衡？例如法国长期抵制司法审查制度，其理由就是要不折不扣地坚持分权制衡的体制。①
其二，按照洛克、卢梭以来的主权在民的宪法原理，即使在分权制衡的架构中，为了避免扯皮而需要其中的某一种权力具有优越性的话，那也只能是i立法权，而轮不到司法权，何况只要司法独立得到切实的保障，立法权的优势不会破坏三权分立的均衡。相反，却根本没有以“立法独立”来对抗司法权优越的道理。
因此宪法司法化内涵主要是指宪法可以像其它法律一样严格地进入司法程序，作为裁判案件的法律依据，并依照宪法进行司法审查的一种制度。宪法司法化也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法治与宪法的产物。早在1803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审理治安法官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Marbury V Madsion）时，首席大法官马歇尔（John Marshall ）在该案的判决中宣布：“立法机关制定的与宪法相抵触的法律无效。”此案奠定了美国司法审查制度（Judicial Review），即联邦法院的法官可以以宪法作依据审查联邦国会的立法和行政部门的命令是否符合宪法，由此开创了宪法司法化的先河。继美国之后，奥地利于1919年创立了宪法法院。法国在1946年建立了宪法委员会，作为宪法的监督和保障机关。1958年，经过一系列的改革，法国建立了宪法会议，这一组织积极介于公民宪法权利争议案件之中，以有影响力的案例实现了对公民宪法权利的保障。德国在1949年通过基本法，建立了独立的宪法法院系统专门处理权力机关之间的宪法争议和个人提出的宪法申诉。目前，宪法司法化无论在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在大陆法系国家都得到广泛认同，它已经成为世界名国普遍的做法。
二、我国宪法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从1949年9月制定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至今，我国宪法制度的发展已走过了风风雨雨50年，有些人认为，我国宪法被视为“闲法”，人民法院判案不得引用宪法条文；人们意识中也有“宁可违宪，不可违法”的思想，在民意调查中，公民认为与切身有最大利益关系的法律是民法、刑法等等，根本找不到宪法的影子。还有些人认为，宪法是“镜中花，雾中月”好看不中用，但随着人们权利意识和法治观念的日益增强，将宪法请下“神坛”，使其真正发挥根本大法的实际效力，在概叹人们宪法意识谈谟的同时，应该对我国的宪法制度及司法实践进行反思。
第一，宪法的频繁变更削弱了宪法的稳定性和权威性。从1949年9月至今，我国先后制定了一部临时宪法（即《共同纲领》）、四部宪法，并颁布了三次宪法修正案，无论是全身手术还是局部手术，所修改及确定的内容皆是当时历史阶段党要完成的任务及实现的目标的政策。修宪就是将党的政策法律化的过程。宪法的频繁变更和修改，严重削弱了宪法的稳定性和权威性，这似乎不能完全归咎于立宪者的短视，症结所在是宪法在我国政治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在一定程度上是给执政党的政策披上一层法律的外衣，使其上升为国家的意志，人民的意志，因为“党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法律必须是稳定的，但不可一成不变”①。在我国每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召开伴随着一个时期内方针政策的修改又带来了一次宪法的修改，宪法经常性地被其政策而温柔地改变，那么，就意味着整个国家的权力秩序已纳入到宪法的管辖之内，“政治权力的宪法化”就很难充分地得以实现，宪政秩序也就失去了必要的基础。这也就难怪人们对宪法的认识还不如看一下党的红头文件来的容易，也难免让人心悦诚服地维护宪法的权威性呢？
第二，“法治”与“人大至上性”的矛盾，使宪法司法化在现行体制上不能完全行使。——所谓“人大至上”就是说，人民代表大会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或者说具有“决定一切职权的职权”；法治的最低标准就是保持国家法律在宪法框架内的统一，就是保证法律的合宪性，就是所谓的“治法”，如果法治排除了“治法”的硬核，那么法治的最终含义的就是在于“治人”了②；一旦统治者打着法治的旗号而行“治人”之时，人也就变成了奴隶，“法治”也就走向了它的反面。在我国，一方面全国人大有立法权，可以制定他“认为合适”的法律；另一方面全国人大有权对宪法进行修改，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解释宪法。假如有人指控全国人大立法有违宪之嫌，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可能通过解释宪法而不是修改法律来“自圆其说”，以保证“宪法”的合法性，而不是法律的合宪性；即使不能“自圆其说”，“人大”还可使用"修宪"的杀手锏来保证其所制定的法律“合宪性”。在这种体制下，除非“人大”自觉的进行其立法的合宪性监督，否则，法律违宪问题是断然不可能存在的。
第三，宪法的不直接适用性削弱了宪法的权威性。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宪法本身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宪法规定的是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对国家政治结构、经济制度，社会制度以及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的规定。宪法规范具有原则性、概括性，其假定、处理、制裁三个方面的区分并不完全，造成其惩罚性，制裁性不强，因此，宪法规范本身缺乏可诉性和可操作性。在司法实践中，法院一般将依据宪法制定的普遍法律作为法律适用的依据，而不将宪法直接引入诉讼程序。其次，人们对宪法认识的观念问题。长期以来，人们对宪法性质主要着眼于政治性。往往和国家的大政方针联系在一起，因而很久以来，我们一直没有树立宪法为法的观念，让根本大法降格去解决刑事、民事等小问题在绝大多数人看来实在是荒唐之举。最后，最高人民法院以往的司法解释捆住了自己的手脚。其一是1955年ii最高人民法院在给新疆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的批复中认为，在刑事诉讼中不宜援引宪法作定罪科刑的依据。其二是1986年最高人民法院在给江苏省高院的批复中对是否引用宪法条文进行裁判采取了回避的态度。
第四，违宪事件经常发生削弱了宪法的根本大法地位，影响了社会稳定。《宪法》第五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这是对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原则的具体规定。国家机关违宪情况大致包括以下几种：首先，不履行宪法职责，职务行为违反法律规定。包括违反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规定，如滥用权力等。其次，职务行为没有法律根据，认定这类行为违法，是法治原则的必然要求，这类行为若给相对人一方科以义务使其因此而遭受了损失，国家要负赔偿责任。最后，国家制定的法规，规章等抽象行政行为违宪，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湖北青年孙志刚在广州收容致死一案让人反思，1991年国务院发出48号文将收容对象扩大到“无合法证件，无固定住所，无稳定经济来源”的三无人员，而在执行中，“三无”往往变成无身份证、暂住证、务工证，“三证”缺一不可。也就是说最初制度设计上，收容制度是一种救济制度，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它演变成了一项限制公民基本宪法权利的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8条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剥夺、限制人身自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可见，《收容遣送办法》与《立法法》相矛盾，同时也违背了宪法。
三、宪法司法化不同类型之比较
世界上现存的宪法司法化大致分为两种类型——美国模式与欧陆模式；表现在审查主体上是分权的与集权的，表现在审查时机上是事后审查的与预防审查的，表现在审查方法上是附带审查的与主要审查的，表现在审查结果上是个案效力与普及效力的等等①。以下分别对两大类型的主要构成进行简单比较、说明和分析。
美国模式承认各级法院都有权进行合宪性审查。但这种审查只针对已经生效的法律，只能在处理各类普通诉讼案件的程序当中采取所谓的“附带审查”（即宪法问题只能作为具体争议内容的一部分而不能作为主要争议提出来）的方式。法院仅仅解决具体的问题而不作抽象性判断，因此审查结果的效力只限于本案当事人。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尽量避免由法官来制定法律的事态。当然，遵循先例原则使判决的效力有机会涉及其他同类案件，实际上合宪性审查的结果还是有普遍性的，法律的安定也不会因而遭到破坏。然而，这种普及效力在形式上还是仍然局限于具体案件的当事人之间的具体争议。
与美国模式不同，在欧洲大陆法系各国中，合宪性审查职能被限定在单一司法性机关如宪法法院，宪法评议委员会等集中履行，普遍的各级法院以及最高法院则无权过问。宪法诉讼在多数场合是由国家机关（包括政府部门，国会议员以及受理具体诉讼案件的普通法院）。按照特别程序来提起，因此合宪性审查与具体诉讼案件的审理是分别进行的。以合宪性审查的政治性为前提，宪法法院的构成以及人事选任方法都必须反映政治势力的分布状况，审查内容也往往包括政治问题和统治行为。另外，尚未生效的法律，条约也被列入审查范围之内。二战后，英美和欧陆这两种不同的模式在司法审查制度出现了趋同化的发展①。其中最典型实例是属于大陆法系的日本。根据1947年宪法第81条的规定，日本导入了美式附带合宪性审查制度。尽管如此，由于社会和制度的背景不同，日本的实际做法最终表现出明显的特色，例如分权化的合宪性审查到1975年就名存实亡，最高法院实际上一直发挥宪法法院的作用，但却没有采取抽象性审查的方式，而是通过具体诉讼案件的判决进行部门问题的审查，另外，审查的重点从立法转移到防止行政权力对人仅的侵犯方面，在整体上的倾向于司法消级主义等等，似乎介于美国模式和战后德国模式之间。
四、我国宪法司法化的重要意义及其适用范围
首先，宪法司法化有助于保障人权。现实中，宪法规定的公民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往往因为缺乏普通法律、法规的具体化，量化而长期处于休眠状态，无法得到实现。由于宪法具有高度的原则性和概括性，一般能够适应社会关系不断发展变化的要求，因此宪法司法化能够弥补普通法律、法规的缺陷和漏洞，使宪法规范从静态走向动态，将宪法规定权利落到实处。其次，宪法司法化有助于实现法治。宪法规定了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等具有全局意义的问题，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处于母法地位，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和权威。因此，实现法治、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树立法律权威首先是树立宪法的权威。而依宪治国树立宪法权威不能停留在纸面上，对于违宪事件和违宪争议，宪法不应沉默，而应将其纳入司法轨道。最后，宪法司法化有助于推动宪政。长期以来，现实生活中违宪现象可司空见惯，而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宪法不能作裁判依据的司法惯例与思维定势，有关国家机关对此只能束手无策，如果实行宪法司法化，那么就能激活纸面上的宪法，在司法过程中凸显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和权威，使宪法确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再无具体法律法规规定或规定不明确的情况下变成现实，对国家机关、组织或者个人的违宪行为进行有效的追究与纠正。只有这样，徒具口号意义的宪政才能转变为活生生的现实。
虽然，宪法司法化在我国的实现有着重大意义，但是适用范围是有限的。如果不对宪法司法化的范围，进行合理架构，那么会导致宪法的滥诉现象，果真如此的话宪法的根本大法就会降格。我国必须坚持普通的民事审判的私法领域不能直接适用宪法权利条款。宪法权利仅直接适用在公法领域中的，适用在反映公民与国家权力关系的领域中。“宪法中的权利条款仅仅保护其不受“国家行为”的侵犯，而将私人对他人的权利的侵犯留给侵权法”①。刑事审判程序是确定公民是否犯罪以及对犯罪行为人处以何种刑罚的程序，即定罪量刑的程序，刑事审判所处理的案件在性质上属于公法领域案件，但是，由于刑事审判属于定罪量刑性质，依据罪行法定原则，应当直接适用刑法规范，而不宜直接以宪法规范作为其法律依据。在非刑事审判的其他公法领域，也并非都需要直接适用，如果立法符合宪法立法体现了权利的价值，通过立法构建的法律秩序促进了基本权利的实现，或者说一般法律权利已是基本权利的具体化则可以直接适用一般法律权利。在执法尤其行政执法领域，基本权利受到公权力的侵害，可以直接适用一般权利规范进行救济，在穷尽这种救济之后，再适用宪法权利规范进行救济。
五、对我国宪法司法化的设想
随着我国法治化的进程，扩大公民宪法权利的适用性也是当务之急。鉴于中国法治环境不断改善。在现阶段实现宪法司法化的条件已经日趋成熟。
首先，必须改变对宪法的认识观念，宪法不是“神法”，也不是“闲法”。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宪法的主要任务在于规定国家机构的设置，权限运作以及公民的基本权利。为了维护宪法的稳定性和权威性，对于宪法中要规定的基本国策要有条件限制，只有那些带有根本性的国家理念和基本国策，才有必要在宪法中作出规定。
其次，司法审查制度可以分几步走。第一步，在现行体制下，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应当切实履行宪法赋予的职责，维护宪法的权威及尊严，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最高权力机关，由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军队选出的代表组成，每年举行一次会议，所以本人认为应当强化它的常设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员会职权。委员应当具备较高的政治、经济、法律素质，委员应当实行全职化、年轻化。修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这样才能履行宪法67条规定：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宪法3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孙志刚案的发生使人们不得不思考宪法的权威。公民要求司法救济权利的呼声越来越高。而现在公民只能对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提起行政诉讼，对于抽象行政行为违法问题还是解决不了。收容制度审查就是一个抽象行政行为。人们迫切希望宪法司法化时代到来，如果没有一个最终的司法救济渠道，宪法赋予公民合法的人身权利及其它权利就得不到根本的保障。
第二步借鉴美国模式和欧陆模式，根据我国现今社会制度、历史文化传统及法官素质不高等客观原因，在重新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基础上，实行分级违宪审查的制度模式。即在人大常委会内设立宪政委员会，在最高人民法院、省级人民法院内设宪法审判庭，宪政委员会由13名知名法律家和政治家组成，最高法院审判庭由9名宪法大法官组成，这些组成人员由国家主席在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协商提名，由人国人大选举产生，对宪法和人大负责。由宪政委会员重点审查法律、法规的合宪性以及国家领导人的违宪诉讼案，宪政委员会履行宪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七款、第八款职权，法律在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常务委员会表决之前，宪政委员会可以提前预防审查。《收容遣送办法》行政法规违背宪法时，宪政委员会可直接撤销上述办法，也可以提请启动特别调查程序、组织特定的问题调查委员会议案，调查委员会由全国人大代表担任，调查委员会可聘请专家参加调查工作，调查委员会的组成要遵循回避原则。对有关国家机关调查处理孙志刚案的情况，可以在司法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办结以后，调取案卷审查，发现疑点时召开听证会，听取有关国家机关汇报，并进行必要的询问和质询，在调查过程中，调查委员会视具体情况决定是否公布调查情况和材料，在调查过程以后，调查委员会应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调查结果，并向全国人民公开。由宪法审判庭重点审查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合宪性，以及侵犯公民宪法权利的案件，但要明确两种审查机关之间以及与权力机关之间的关系。还应合理划分最高法院与宪政委员会的管辖权限，并建立相应宪法诉讼制度。
第三步，在具备条件和重新修宪的基础上，设立宪法委员会或者宪法法院，统一行使原来由全国人大享有改变或撤销常务委员会的决定和权限，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享有的撤销行政法规和地方法规以及进行宪法解释和立法解释权限，宪法委员会由13名或15名资深望重的法学家和政治家作为委员组成，宪法委员会对我国的宪法负责。与此同时，通过司法改革进一步落实审判独立原则，以提高职业法官群体的社会威性减少法官的数量，提高法官素质。宪法委员会大法官们按照宪法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对一切已经生效的基本法律、决议、行政法规、地方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司法解释以及各种规章进行抽象性审查并能够直接否定违宪规范效力，也可以批准并宣告已经生效法院判决的撤销。除有关国家机关外，任何公民也都可以由普通法院向宪法委员会或宪法法院提起宪法诉讼，在特殊情况下宪法委员会或宪法法院还可以直接受理已经穷尽一切普通司法救济手段的个人的控诉或申诉。
最后，随着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我国已加入了WTO，我国每年在国际上缔结的各种类型条约有二三百个，我们不能排除会出现国务院缔结的条约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相冲突，从国家主权原则出发，从宪法是国家根本法的要求出发，宪法应当对条约的适用问题作出规定，对抽象行政行为也要具有司法审查权。


参考文献
[1] 李龙：《宪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 参考《人民法院报》，2001年8月31日。
[3] 参见《南方周末》，2001年8月16日。
[4] 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5] 徐秀义、韩大元主编《现代宪法法学基本原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6] 林来梵《从宪法规定到规范宪法》，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7] 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8] 周叶中：（论宪法权威）、《学习与探索》1993年第2期。
[9] 李德顺：《价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10]（苏）涅尔谢相茨：《古希腊政治学说》，蔡拓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11]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