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严法概念研究

朱雁新
（西安政治学院 法学教研室，陕西 西安 710068）

摘要：戒严法是国家应对紧急状态的法律，由于它关系到宪政体制的调整，则更是宪政制度的必要内容。为了在未来军事斗争中掌握先机，更为了我国宪政制度的完备，有必要借鉴两大法系在戒严立法方面的成果，辨明戒严法的基本概念，厘清其与宪法及其他法律的关系，开展对戒严立法的基础理论研究，为制定我国的戒严法奠定理论基础。
关键词：戒严法 概念

国家作为人类文明的产物，孕育了丰硕的物质和精神成果，但是与其他任何客观事物一样，它也时刻面临着源于自然和人群的种种危险，洪水、地震、火灾、罢工、反抗、骚动、叛乱、入侵、战争…… 尽管处于危险状况之下，社会秩序极度混乱，但宪法和法律却不能因此而废置不用，作为现代国家赖以运行之基础的宪政必须得到严格地维护。为了确保在危急状况下更大程度地保障国家和公民的利益，使社会秩序所受的损害降到最低，许多国家都制定了一系列处置紧急情况的法律，戒严法就是其一。

一、对两大法系戒严法概念的分析

一般来说，戒严是国家在战争等危急状况下采取的一种紧急措施，戒严法是规范这种危急状况的应急法律。但是对于戒严法的概念，两大法系却有不同的认识。
大陆法系国家与英美法系国家在戒严制度上的最大差异在于前者属成文法典，而后者为习惯法。由于英美国家的戒严法（Martial Law）是习惯成规，所以其含义不定。霍资华斯 （W. S. Holdsworth）在其《戒严法历史之研究》（Martial Law Historically Considered）中探讨了戒严法的原始意义：“戒严法就是军中元帅（Marshall）与监军保安官（Constable）所组法庭适用之法规”。美国学者阮钦 （Robert S. Rankin）从字面上分析了戒严法的本义：“Martial”一词的来源有二：第一，它是“Marshall”的音误，而“Martial Law”即“Marshall Law”，意思是军中元帅所适用的法规；第二，“Martial”即拉丁文中的“Martialis”，而“Martialis”为“附属于战争”（“Pertaining to War”）之意，故“Martial Law”就是“战争法”（Law of War）。根据《牛津法律大辞典》的解释，“Martial Law”一词被翻译为“军事管制法”，它的含义是“指根据皇家特权令适用于暂时由英王军队占领的外国领土的法律。除被占领土的普通法院经同意继续存在和执行法律外，执法权由军事法庭或军事裁判庭根据占领军的军事当局所确立的规则行使” ，“当一国处在战争状态，或存在叛乱，入侵及其他严重的社会动乱时，军事管制法可以作为例外在本国内部实施，以取代平时的政府和执法机关。在这种情况下，司法权由军事法庭和军事裁判庭行使。” 《布莱克法律词典》是这样解释的，戒严法“存在于战时或者其他危急情况时，它极具强制力，完全决定于驻在敌方交战区或本国叛乱区之军队司令官的意志，并且戒严法的实施将导致普通法律、政府和司法机关的暂时失效”。 英国宪法学者Dalzell Chalmers与Cyril Asquith详细归纳了“Martial Law”的六种意义：（一）指早期军中元帅所适用的法律；（二）指于平时或战时，在国内或国外，管理军队的军法；（三）指停止普通法律（Ordinary Law）而使行政机关享有广泛军事裁量权的法律；（四）指于内乱或外患之际，运用任何必要力量，以维持公共秩序的习惯法（Common Law）；（五）指战时军队司令官在占领敌区内，所施行的法律；（六）指在敌境外的占领区内，军事指挥官所施行的法律。第一、二两种意义，属于军法（Military Law）的范围；第五、第六两点，是军政府（Military Government）的范畴；第四种含义是英国学者传统的意见；第三种意义的戒严法是大陆法系的“戒严法”。
英美法系戒严法的最大特色，就是其产生基于军事需要（Military Necessity），没有成文法典。所以学者沃伦（Charles Warren）说：“戒严法基于严格的军事需要而产生，在本质上不是法律，其宣布并非依据宪法上之明文授权”，由于缺乏法律上的规定，所以戒严法就是军事司令官的意志，美国最高法院认为：“戒严法是实际战争中，基于军事必要而产生的法则，由军事司令官来实施，实际上就是司令官之意志，虽然专断，亦需服从”。英国的惠露吞公爵（Duke of Wellington）更加直接：“戒严法不过为军事司令官之意志而已，根本不是法律”。阮钦也说：“戒严法是必要之法则，为一种最后的手段，除了戒严机关之意志外，一无所有”。
大陆法系的戒严法是一部单一的成文法典，它的内容有积极和消极两种意义，消极的停止平常法规的效力，积极的赋予军事机关掌管行政及司法事务的权限。所以戒严法是规定于外患或内乱之际，暂停常法，而将部分司法及行政权力委诸军事机关处理的法律。例如日本明治《戒严令》，其第一条即规定：“戒严令乃战时或事变之际，以兵力警戒全国或某一地方之法律”。
虽然英美戒严法与欧陆戒严法在形式上有些不同，但他们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依照伯克西姆（William E. Birkhimer）对英美戒严法所下的定义：戒严法是当国家的民政官署，受军事机关节制时，所建立之规则，或用以抵抗外侮，或在普通法律失败时，用以保障政府适当之目的。可见英美与欧陆的戒严法在宣布的时机、效果、目的等方面十分相似，他们都具备下面五个要件：
1、 在时间上，限于战争或非常事变之时；
2、 在空间上，行于国土之全部或一部；
3、 其手段，是实行兵力戒备；
4、 其效果，可变更机关权限及限制人民自由；
5、 其目的，在确保国境治安，维护法律秩序。

二、戒严法与相关法律的内涵关系

（一）戒严法与宪法
在专制制度之下，统治者以国家的名义恣意行使其绝对无限制的统治权，戒严也是专制统治者应对紧急事态的一种政治措施，自然无须由立法加以规范和限制。戒严法是立宪政治的产物，在立宪政治之下，国家的统治权力和人民的自由权利，受到宪法和法律的严格保障。即使在社会动荡时期，国家采取了戒严措施，意图适当改变权力和权利的分配模式，也应当恪守宪法和戒严法。所以当代国家，多将戒严事项明示或暗示地规定在宪法中。法国（1815年和1848年宪法）、波兰（1921年宪法）、日本（明治钦定宪法）、巴西（1946年宪法）、巴拿马（1946年宪法）、泰国（1949年宪法）、韩国（1948年宪法）及我国等，都是明示的规定。也有些国家是暗示的隐含，或者是将戒严规定在紧急命令权之内，比如德国（《魏玛宪法》）、法国（1958年宪法）、俄罗斯；或者是视戒严为战争权的必要属性，如美国。戒严意味着社会秩序的重新调整和主体利益的重新分配，戒严法可以称作是国家紧急时期的“小宪法”，它几乎波及社会生活的所有内容，但各国宪法中的戒严条款仅是原则规定，所以许多国家在宪法戒严条款的授权之下，进一步制定了戒严法。
从宪政的角度来看，戒严法的实质是国家权力的扩大和公民权利的缩小，是一部重新确定主体利益界限的法律。而宪法的核心内容正是权力和权利，它对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作出了明确而严格的界定，其他任何普通法律都不能逾越宪法对此划定的界限，否则即为违宪，并导致自身的无效。那么，制定戒严法是否与宪法原则相矛盾呢？应当如何厘清二者的关系呢？
首先，戒严法和宪法的立法宗旨是一致的。宪法是立国之根基，其意在“保证国内安宁，筹备公共防务，增进全民福利”（美国宪法序言）。在平时，国家没有内忧外患的侵扰，故而能够严格按照宪法的规定，谨慎使用政府权力，竭力保障公民权利。如果发生战乱，社会动荡，忧患交加，国家危如累卵，此时国家与公民成为“命运共同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倾巢之下，安有完卵”？所以在战时，国家至上，国权第一，必须赋予政府更大的权限，允许政府采取必要的戒严措施，限制公民的一些自由，或者牺牲公民的某些权利，才能应付紧急战乱，确保国家的独立和主权的完整，进而才谈得上保障民权。“平时神圣的权利，在战时不惟应该，而且必须让路给保卫国家的最高权利”。 国权与民权二者相辅相成，并行不悖，平时以保障民权来巩固国权，战时则以巩固国权来保障民权。表面上戒严法限制了民权，但它的最终目的还是保障和发展民权，这与宪法的立法宗旨是一致的。
其次，戒严法是宪法的下位法，不能违背宪法的基本原则，甚至废弃、改变或者停止宪法。宪法是所有法律规范的母法，任何法律都不能对宪法作出稍许改动，这是宪政的基本原则。即便是对于戒严法，它对民权的限制和国家权力的扩张也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尽管宪法允许它对平时的宪政秩序加以调整，但也必须限定在严格的范围和程序之内，比如许多国家的宪法严格规定了戒严的宣告机关、宣告程序、宣告效果、戒严时间不得修改宪法（巴西1946年新宪法第217条附5项）、戒严措施不得触动国体和政体等国家基本制度等等。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戒严是国家在危急时期的无奈之举，“不论在任何时候与任何环境下，宪法都是保护各阶层人民的屏障。人民智慧所发现最有毒害的学说，莫过于主张政府，可在危机时，停止宪法中重要条文之适用”。 如果在紧急状况下以戒严法替代了宪法，那么扩张的国家权力将无所限制，势必走上专制独裁的道路。防止这种情况发生的办法就是要求戒严法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遵守宪法。
再次，戒严法对社会主体利益的重新分配是基于宪法的授权，并非违宪。戒严法通常规定，戒严期间限制或者取缔有碍国家安全和军事行动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请愿、自由通信的行为，甚至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工作权、教育权、自由贸易权、财产权等等；相反政府有权采取一些强力措施管制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行使一些和平时期不可能享有的权力。戒严法的这些规定对社会主体的权利义务作了重新分配，关乎宪政体制的重大调整，表面上看是对宪法内容的改动，但这并不属于违宪，原因在于宪法允许在国家危急形势下，由戒严法对宪法内容作出一定程度的改动。宪法之所以这样规定，其实也是权宜之计，最终目的还在于使国家尽快摆脱混乱，早日恢复宪政秩序。所以在维护宪政这一点上，戒严法与宪法是一致的，区别仅在于发挥作用的时间和采取的方法不同。
然而也有许多人认为，戒严法属于紧急自卫的法律，必要时可以根据情势采取一切措施，甚至不必受制于宪法。美国的开国元勋、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弗逊在平时最反对破坏宪法的事情，但在非常时期却宁愿看到宪法的限制被停止，他曾说：法律上有句格言，“刀剑之下，法律沉默” （Amidst Arms the Laws are Silent），若处于日有强敌来袭之情势中，自保为最高的法则。我宁看到掩护叛贼之法律形式被取消，而使善良的人民得到安全。假使我们用法律的手铐自缚己手，我们还能得到胜利吗？当法律变成自保的障碍时，将不免求助于戒严。 这种出于“公共安全”和“紧急需要”的考虑而认为可以无视宪法的观点是及其错误的，宪法是宪政国家行宪的源泉，制定和实施戒严法也是在行宪、护宪，没有宪法也就没有了戒严法存在的合法基础，没有了宪法就没有了国家存在的合法基础。如果国家存在的合法性尚有置疑，戒严又有什么意义呢？再者，“紧急需要”与“公共安全”，都是含义概括的词语，极富弹性，如果可以因为这些理由而停止宪法，那么一些有野心的当权者，将随时会以“紧急需要”或“公共安全”为借口，而停止宪法的施行，达到他专制的目的，这样宪法将失去其稳定性和严肃性，社会动荡由此而生。那么如何才能既维护宪法，又不被宪法象手铐一样“自缚己手”呢？有学者提出了“最大急需与最小损害”（The most urgent need with the least damage.）的原则，即“不承认戒严法的实施，可以彰明较著的停止宪法，但因为‘最大急需与最小损害’，而可采取机动的解释，使宪法上之限制条款（Restrictive Clauses）缩至最小限度，及使宪法上之弹性条款（Elastic Clauses）扩至最大范围。不必斤斤于宪法文字的解释及形式的限制，而应注重‘正当条理’及‘宪法精神’”。 这个办法既维护了宪法的尊严，也考虑到实际需要，不失为一个有益的选择。

（二）戒严法与非常时期的法律
非常时期是指国家处于对外战争、内部叛乱、天灾瘟疫或者财政经济危机的时期，凡是国家为抵御外侮、保卫领土、捍卫主权、恢复社会秩序而制定的并施用于非常时期的法律，均可称为“非常时期法律”。与平时法律相比，非常时期法律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1、 施行的限时性。即此类法律的施行，仅限于非常时期，非常时期一旦结束，即失去施行效力。比如戒严法的施行效力始于戒严令发布之时，终于解严令发布之时；动员法的施行仅限于动员令下达后，复员令下达前的特定时期。
2、 效力的附条件性。此类法律一经制定颁布，即已具备法律效力，但与普通法律的区别在于，未经法定程序宣告，它还不能生效或者失效，也就是说，非常时期的法律是一种附生效条件和失效条件的法律。
3、 权力的扩张性。非常时期法律往往赋予行政机关、军事机关较平时大得多的权力，比如授予行政机关更大的委任立法权和行政司法权，扩大军事法院的审判管辖权等等。
为了应对紧急情况，大多数国家都制定了完备的非常时期法律，比如，英国的1914年《国土防卫法》、1920年《紧急权力法》、1920年《爱尔兰秩序恢复法》、1939年《紧急权力防卫法》和《国民登记法》等，法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颁布的《授权法》、美国的1940年《促进国防建筑法》和《国防军动员法》、1941年《战时征用财产法》、1942年《紧急时期物价管制法》、1943年《战时劳动争议法》等。
戒严法施行于国家动乱之时，当然属于非常时期的法律。如前所述，英美法系没有戒严法典，而将有关戒严事项规定于其他非常时期法律之中，届时援引其他非常时期法律实施戒严，当依非常时期法律采取的戒严措施与平时法律的规定相抵触时，将以非常时期法律为准，这体现了立法者“紧急情况下，国家利益优先”的立法思想和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法律适用原则。但在欧陆国家，多将戒严法法典化，危急情况之下，有权机关严格依据戒严法典发布戒严令、采取戒严措施，而不必参照其他非常时期的法律，与英美法系相比，其戒严制度更加严谨、规范，更具有操作性。
国家动员法可以说是非常时期法律体系中最为重要的法律，“动员者，谓国家于战事发生或行将发生时，由政府下达动员令，将全国一切人的物的资源，及全部有形无形的潜力，加以严密的组织与合理的统制，并将国家平时之态势，转为战时态势，使能充分发挥战力，俾克敌致胜，而确保国家民族之生存也”。 狭义上的国家动员法是指专门的国家动员法典，广义上的国家动员法的包含宪法、法律、法规规章三个层次，宪法中往往规定有国家动员条款，例如我国宪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决定全国总动员或者局部动员”，宪法动员条款是制定国家动员法律的权力来源，至于国家动员方面的法律基本上包括国家动员法、军事征用法、防空法、戒严法等等。由此可见，戒严是国家动员的手段之一，戒严法属于广义上国家动员法的一个部分。

（三）戒严法与平时法律
平时法律是国家维护正常宪政秩序的法律，一旦社会陷入混乱，宪政面临危机，主权和独立遭到破坏，权力机关就可能施用非常法律，采取非常措施，比如“在重要地区、部门增设警卫、加强巡逻；强化治安手段，比如对人员、车辆、船只的通行、飞机的航行、新闻与通讯等施加限制或管制，组织搜查；对暴力行动进行镇压等”。
英美国家没有戒严法典，其戒严法散见于宪法、其他非常时期法律以及临时发布的各种戒严法令之中，“系普通法律失败时，而采用之粗糙代用品”，即普通法律失去了赖以施行的社会基础，不足以应付战乱危机，暂时由戒严法部分或者全部取而代之，等到解严之后，再重新恢复其法律效力。所以英美在实行戒严时，如果平时法律与戒严法发生抵触，则以后者为准。
欧陆国家的戒严法典明确规定了戒严的实施条件、发布机关、发布程序和戒严机关的权限等内容，在戒严权限范围内的事务，不受平常法律的约束。法典化传统使得欧陆国家的戒严法与平时法律之间的效力范围相对明确，所以一般不会发生法律冲突。假如对同一事项，平时法律与戒严法都有规定，那么按照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规则，适用戒严法；如果某些事项戒严法没有规定，而平时法律有所规定，则应依照平时法律。宣布戒严后，一些平时法律可以继续适用，但是有些条款会因形势发生变化，比如扩大适用对象的范围、加强对违法行为的处罚程度、改变案件的管辖等等，这种现象可以理解为平时法律的“戒严法化”。
无论是英美还是欧陆国家，都力图协调戒严法与平时法律的关系，使两者相符相成，共同为宪政服务。

戒严法是军事法体系中的重要内容，由于涉及到公共权力和私人权利的调整，它更是国家宪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戒严立法基本处于空白状况，仅有的宪法条款过于原则、缺乏操作性，尽管有关机关曾经行使过宪法赋予的戒严权力，但权力的具体实施过程却无法可依，这不但不利于紧急状态的解除，而且有悖“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原则。在未来军事斗争中，戒严将是必然采取的措施之一，它的贯彻实施对于维护国家利益、保障公民权利、取得战争胜利有着重大意义，所以应当重视对戒严法的研究，加快制定和完善戒严法律制度，以求“防患于未然”。

交通部 国家经改委 等


全民所有制交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实施办法
1993年1月8日，交通部、国家经改委、国务院经贸办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贯彻执行《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推动全民所有制交通企业进入市场，增强企业活力，提高企业经济效益，根据《条例》的规定，结合交通企业实际，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本实施办法适用于交通部（以下简称部）直属和双重领导交通企业范围内，经济上独立核算、法律上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并具有企业法人资格的单位。
交通主管部门和交通企业应当全面贯彻执行《条例》和本实施办法。凡《条例》已作规定，而未列入本实施办法的条款，须按《条例》的规定执行。受双重领导的交通企业在贯彻执行实施办法中，对属于地方权限的条款，应按地方政府部门的规定执行。
第三条 交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目标是：使交通企业适应市场的要求，成为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商品生产和经营单位，成为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企业法人。
第四条 交通主管部门，必须按照宏观要管住，微观要放开的原则，围绕转换企业经营机制，转变政府职能，改革管理企业的方式，在政府的统筹规划下，培育和发展交通运输和交通建设市场体系，并积极推动和支持企业各项配套改革，为交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创造必要的外部环境。
第五条 交通企业的学组织和工会、共青团等组织以及全体职工都应当为实现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目标和《企业法》规定的企业根本任务开展工作。

第二章 企业经营权
第六条 转换交通企业经营机制的重点是落实交通企业的经营权。交通企业对国家授予其经营管理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和依法处分的权利。《条例》规定企业享有的十四项经营权在交通企业必须全面落实。
第七条 交通企业按照国家规定的资产经营形式，依法行使经营权。企业资产经营形式是指规范国家与企业的责、权、利关系，企业经营管理国有资产的责任制形式。交通企业采取任何一种资产经营形式都要保证其所经营的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殖。
部直属港口、航运、工业、外轮代理、燃料供应等交通企业实行税利分流，按统一税率上缴所得税，免交能源交通建设基金和预算调节基金，实行税后还贷和税后定额上缴利润。
符合本办法第二条界定条件的其他交通企业可以实行税利分流或承包经营责任制，经批准可采取其他资产经营形式。
交通企业还应积极创造条件，按规范试行股份制和组建企业集团。
第八条 生产经营决策权
交通企业根据国家宏观计划指导和市场需要，在核准的经营范围内可自主作出生产经营决策，开展水路和公路客货运输、装卸、仓储、工程设计和施工、生产产品和从事国内外货物和船舶代理、理货、燃物料及生活用品供应等业务，为社会提供服务。
交通企业可以自行决定在本行业内或者跨行业调整生产经营范围。凡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导向的，交通主管部门应当予以支持。
交通主管部门对交通行业实行宏观管理，对交通企业的经营范围和规模、国际班轮航（班）线及旅客运输航线实行审批制度。交通企业可根据市场需求，在核定的经营范围内及国际班轮航线、旅客运输航线上自主经营，自行决定租进、租出船舶开展运输业务。
交通企业在批准的规模内可以用自行筹措资金，自行决定买、造船舶，报部备案。
经部批准，凡有远洋运输经营管理能力的船公司均可经营远洋运输，从事远洋运输的船公司也可经营沿海、内河市场物资运输；汽车运输企业可经营国际间公路运输。
随着运输市场的建立、完善和发展，逐步打破区域分工，放开经营。
部选择有条件地区的旅客运输作为区域性放开经营的试点，试点办法由部制订。
在国家统一规划下，交通企业依法可以结合公路工程、航道疏浚和港口建设，营造土地和进行土地开发。
交通企业要确保完成国家下达的指令性运输任务。
目前国家从宏观调控需要安排的年度运输生产总量和分货类计划，均为指导性计划。其中，安排的指令性生产或国家订货物资的运输实行计划运输，通过产、运、销各方直接见面签订合同或通过订货组织均衡生产。交通企业对缺乏应当由国家保证的燃油等条件的计划运输，可根据自身承受能力和市场变化，要求调整运输计划，计划下达部门不予调整的，交通企业可以不执行。其余物资的运输实行市场调节；外贸物资运输实行市场调节，鼓励承托运双方直接议定运输价格和条件。
交通企业计划运输部分随着国家指令性生产物资的逐步缩小，相应减少。
承担指令性任务的航道工程企业，有权要求任务下达部门保证燃油、原材料等供应。
交通施工企业可自主决定参加工程投标，按照《经济合同法》和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的规定直接与建设单位签定合同。凡不按合同规定支付工程进度款的，交通施工企业有权终止施工，停工造成的损失，由建设单位偿付。
交通工业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全部进入市场、自主经营。
第九条 产品、劳务定价权
交通企业提供的加工、维修、技术协作等劳务，由交通企业自主定价。交通企业计划运输的运价和港口服务费收实行国家指导价，即在国家规定的价格和浮动幅度内由企业自行决定具体价格；港口规费和外贸装卸费执行国家定价。价格要随国家物价和汇率的变化，及时作相应的调整。
市场调节部分的运价和港口服务费收，实行市场价格。
国内客运实行国家指导价，浮动幅度由国家物价局和交通部共同核定。对季节性旅客运输的浮动幅度由交通部确定，交通企业可以在部规定的浮动范围内，自主决定票价。旅游运输以及使用豪华、高速客船的旅客运输，实行市场价格。
区域性放开经营试点的旅客运输价格，实行市场价格。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和发展，运输价格将逐步放开。
交通施工企业可根据国家主管部门颁布的工程定额和有关规定，自主决定工程报价。部对交通工程预算价格实行动态管理。
交通工业企业生产的日用工业消费品，除国务院物价部门和省级政府物价部门管理的个别产品外，由企业自主定价；企业生产的生产资料产品，除国务院物价部门和省级政府物价部门颁布的价格分工管理目录所列的产品外，由企业自主定价。
第十条 产品销售权
交通工业企业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自主销售本企业的工业产品。
船公司是客货运输的承运人，拥有客票销售和货运的揽货、配载、结算等自主权，可以自主选择客票发售和船舶、货运代理人。港埠企业是港口业务的经营人，拥有装卸、仓储及为客货运集散服务等自主权。港航双方业务代理关系可以通过签订经济合同确定。
第十一条 物资采购权
交通企业承担运输、加工、施工所需的物资，包括设备、零配件等，属指令性计划供应的，按国家有关规定，有权要求与生产企业或者其他供货方签订合同，供货单位不得搞搭配供应；属非指令性计划供应的，可以自行选择供货单位、供货形式、供货品种和数量，自主签订订货合同，并可以自主进行物资调剂。交通企业有权拒绝任何部门以任何方式为企业指定指令性计划以外的供货单位和供货渠道。
第十二条 进出口权
具备条件的交通企业，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依法享有进出口经营权，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截留。有进出口经营权的交通企业，在获得进出口配额、许可证等方面，享有与外贸企业同等待遇。
交通企业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自行选择外贸代理企业从事进出口业务，并有权参与同外商的谈判。
交通企业根据国家外汇管理的有关规定，有权自主使用留成外汇和进行外汇调剂。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任意平调和截留企业的留成外汇；不得截留企业调剂外汇后应当返还的人民币。
交通企业根据国家规定，可以在境外投资、承揽工程、租赁设备、经营房地产（土地和不动产买卖）、进行技术合作或者提供其他劳务。
交通企业经部批准可以用自筹外汇购买国外船舶（包括二手船）。
交通企业根据国家规定，可以进口自用的设备、配件和燃油等物资。
有涉外业务的交通企业，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可以在国内外开设独立的外汇帐户，有权根据业务需要，确定本企业驻外人员和经常出入境的业务人员名额。对交通企业经常出入境人员，实行一次性审批，一年内多次有效的办法。
交通企业可以根据开展对外业务的实际需要，自主使用自有外汇。安排业务人员出境。
交通企业经批准可出具本单位船员办理海员证出境批件，向有关港务监督申请办理。其他人员申请办理海员证仍由部审批。
第十三条 投资决策权
交通企业依照法律和国务院有关规定，有权以留用资金、实物、土地使用权、工业产权和非专利技术等向国内各地区、各行业、各种所有制的企业事业单位投资，购买和持有其他企业的股份。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交通企业可以向境外投资或者在境外开办企业。
交通企业遵照国家产业政策和交通行业发展规划，用留用资金和自行筹措的资金从事生产性建设和技术改造，能够自行解决建设和生产条件的，不论投资额大小，由交通企业自主决定立项，并连同注册的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事务所出具的验资证明报部备案，由部出具认可文件。经依法办理有关手续后，企业自主决定开工。
交通企业从事生产性建设，不能自行解决建设和生产条件或需要政府投资的，报政府有关部门批准。
交通企业从事生产性建设，需要银行贷款或境外贷款的，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分别报银行或政府有关部门审批。
交通企业生产性建设，需要向社会发行股票、债券的，依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交通企业按照国家产业政策，以留利安排生产性建设项目或者补充流动资金的，经企业申请，税务部门批准，可以退还企业再投资部分已缴纳所得税的40％税款。
交通企业根据其经济效益和承受能力，可以增提新技术、新产品开发基金。按照国家统一制定的有关固定资产折旧的规定，交通企业有权选择具体的折旧办法，确定加速折旧的幅度。
交通企业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可以发展中外合资合营港口、工业、施工企业，建设并经营公用码头和高等级公路，经营货物装卸、堆存、拆装、包装，工业产品的开发、制造，联合投标承包工程项目等。
交通企业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可以建设保税仓库。
第十四条 留用资金支配权
交通企业在保证实现企业财产保值、增殖的前提下，有权自主支配税后留用利润。
交通企业可以将自有资金用于购置固定资产、技术改造、开发新技术新产品、补充流动资金或者用于其他生产性投资。
交通企业有权拒绝任何部门和单位无偿调拨企业留用资金。
第十五条 资产处置权
交通企业可以自行处置报废的固定资产。
交通企业根据生产经营的需要，对固定资产，可以自主决定出租；关键设备、设施的转让和抵押，需报部批准；非关键设备的转让和抵押，报部备案。关于关键设备的界定，部另行规定。
交通企业处置固定资产（除报废以外），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评估。处置生产性固定资产所得收入，必须全部用于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
第十六条 联营、兼并权
交通企业可在自愿、互利的条件下，自主确定与国内各类所有制企业联营、合资、合作。
交通企业有权按照下列方式与其他企业、事业单位联营：
（1）与其他企业、事业单位组成新的经济实体，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具备法人条件的经政府有关部门核准登记，取得法人资格。
（2）与其他企业、事业单位共同经营，联营各方按照出资比例或者协议的约定，承担民事责任。
（3）与其他企业、事业单位订立联营合同，确立各方的权利和义务。联营各方各自独立经营、各自承担民事责任。
交通企业按照自愿、有偿的原则，可以兼并其他企业，报政府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七条 劳动用工权
交通企业按照面向社会、公开招收、全面考核、择优录用的原则，自主决定招工的时间、条件、方式、数量。交通企业从所在城镇人口中招工，不受城镇内行政区划的限制，跨省、自治区、直辖市招收劳动力须经有关省级劳动部门批准。交通企业有权决定用工形式，可以实行合同化管理等，有权依照法律、法规和企业规章，解除劳动合同，辞退、开除职工。
交通企业定向或者委托学校培养的毕业生，由原企业安排就业。对交通系统大中专院校和技工学校毕业生，在同等条件下，应优先录用。
交通企业有权采取多种形式妥善安排富余人员。富余人员也可自谋职业。
第十八条 人事管理权
交通企业按照德才兼备、任人唯贤的原则和责任与权利相统一的要求，自主行使人事管理权。
交通企业对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可以实行聘任制、考核制。对被解聘和未聘用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可以安排其他工作，包括到工人岗位工作。企业按照规定的聘用条件和程序可以从优秀工人中选拔聘用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交通企业可以招聘境外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
交通企业有权根据实际需要，设置在本企业内有效的专业技术职务。按照国家统一规定评定（考试）的具有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人员，其职务和待遇由企业自主决定。
部直属交通企业的厂长（经理）由部任免（聘任、解聘）；副厂（经理）级行政管理人员，由厂长（经理）提名，按部规定的程序报部任免，或者经部授权，由厂长（经理）任免（聘任、解聘），报部备案。企业中层行政管理人员，由厂长（经理）按照国家的规定的程序决定任免（聘任、解聘）。
双重领导的交通企业厂长（经理），其任免（聘任、解聘）手续按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九条 工资、奖金分配权
交通企业的工资总额依照政府规定的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办法确定，没有实行工效挂钩的交通企业根据隶属关系按部或地方规定办理。企业在相应提取的工资总额内，有权自主使用、自主分配工资和奖金。
交通企业有权决定职工工资、奖金的分配档次，有权制定职工晋级增薪、降级减薪的办法，自主决定晋级增薪、降级减薪的条件和时间。
第二十条 内部机构设置权
交通企业有权决定内部机构的设立、调整和撤销，决定企业的人员编制，有权拒绝任何部门和单位提出的设置对口机构、规定人员编制和级别待遇的要求。法律和国务院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一条 拒绝摊派权
交通企业有权拒绝任何部门和单位向企业摊派人力、物力、财力，可以向审计部门或者其他政府有关部门控告、检举、揭发摊派行为，要求作出处理。
交通企业有权抵制任何部门和单位对企业进行检查、评比、评优、达标、升级、鉴定、考试、考核，法律和国务院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二条 部属和双重领导的交通企业经所在地政府同意，可享受当地和所在开发区的有关各项政策。

第三章 企业自负盈亏的责任
第二十三条 交通企业以国家授予其经营管理的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交通企业的厂长（经理）对企业盈亏负有直接经营责任；职工按照企业内部经济责任制，对企业盈亏也负有相应责任。
第二十四条 交通企业必须建立起分配约束机制和监督机制。
交通企业必须坚持工资总额增长幅度低于本企业经济效益增长幅度，职工实际平均工资增长幅度低于本企业劳动生产率增长幅度的原则。同时，每年应从工资总额的新增部分中提取不少于10％的工资储备基金，在以丰补欠的原则下，由企业自主使用，工资储备基金累计达到本企业一年工资总额的，不再提取。企业职工的工资、奖金、津贴、补贴以及其他工资性收入，均应纳入工资总额。
经营性亏损的交通企业，其工资总额按隶属关系由部或地方政府根据《条例》第二十四条和第二十九条规定予以核定。
交通企业工资调整方案和奖金分配方案，应当提请职工代表大会审查同意，鉴于交通行业流动分散的特点，在职代会闭会期间，必要时可提请职代会联席会议审查同意，并应接受政府有关部门的监督，有条件的可以由登记注册并经政府有关部门认可的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事务所审核。
部直属交通企业的厂长（经理）工资升降由部审批，双重领导交通企业的厂长（经理）工资升降由负责任命的政府机关审批。
第二十五条 从实行《条例》之日起，交通企业连续三年全面完成上交任务，并实现企业财产增殖的，按企业隶属关系，由企业上级主管部门对厂长（经理）或者厂级领导给予相应的奖励，奖金由决定奖励的部门拨付。
亏损企业的新任厂长（经理）实现扭亏增盈的，根据其实现的时限长短及难度等因素，给予厂长（经理）或者厂级领导相应的奖励，奖励办法同本条上款。
第二十六条 达不到经营目标和经济效益下降的交通企业，除按《条例》第二十七条处理外，并由企业上级主管部门对其进行检查或审计，查明原因，限期整改。
第二十七条 已形成亏损的交通企业，必须区分和界定政策性亏损与经营性亏损。
交通企业政策性亏损，主要是指为完成指令性任务或从事计划内运输、装卸、施工或生产产品等，因定价不合理而形成的亏损。按《条例》的规定，对这种政策性亏损，应当通过调整或放开价格给予解决，不能给予解决的，政府有关部门应给予相应的补贴或其他方式补偿。
交通企业为实现政府规定的社会公益目标，按指令性任务从事运输、装卸、施工、生产产品等，由于非定价原因而形成的政策性亏损，应当按发生此种亏损的交通企业的隶属关系，由其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共同研究，妥善处理，使其亏损得到应有的补偿。
对于经营管理不善而形成的经营性亏损，必须按《条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由厂长（经理）、其他厂级领导和职工，根据责任大小承担相应责任。

第四章 企业的变更和终止
第二十八条 交通企业可通过转产、停产整顿、合并、分立、解散、破产等方式，进行产品结构和组织结构调整，实现资源合理配置和企业优胜劣汰。
第二十九条 交通企业产品不适应市场需求，或生产能力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时，要积极采取措施及时调整产品结构，主动实行转产。企业在完成国家规定的任务情况下，为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根据市场预测、产业政策和自身条件，可以主动实行转产。
第三十条 交通企业发生严重经营性亏损的，可自行申请停产整顿，或主管部门责令其停产整顿。停产整顿的企业，应按《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二款所列内容，制定停产整顿方案，并报主管部门批准后实施。停产整顿期限为半年至一年。停产整顿期间，企业必须严明纪律，维护秩序，要切实保护好企业财产；交通企业上报主管部门准其暂停上交承包利润；企业应当停止发放奖金；银行应当准许其延期支付贷款利息。
第三十一条 交通企业主管部门依照法律、法规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可以决定与批准交通企业的合并。在国有企业范围内，合并可采取资产无偿划拨的方式，合并后的企业承担原企业的债务、债权，安置合并企业的职工。
第三十二条 交通企业经其主管部门批准可以分立。分立时，应由分立各方签定分立协议，明确划分分立各方的财产和债权、债务等。
第三十三条 交通企业有权自主决定兼并其他企业，须向企业主管部门备案。企业被兼并，则须经企业主管部门的批准。被兼并企业的债权和债务由兼并企业承担。兼并企业可以享受《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二款所列的优惠政策。
第三十四条 交通企业的解散、破产，按《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和第三十九条规定处理。
第三十五条 交通企业的变更和终止，要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经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办理产权变更或者注销登记后，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

第五章 企业和交通主管部门的关系
第三十六条 按照政企职责分开的原则，交通主管部门依法行使统筹规划、掌握政策、信息引导、组织协调、提供服务、检查监督的职能。
第三十七条 交通企业财产属于国家所有，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企业财产的所有权。
交通企业财产包括国家以各种形式对交通企业投资和投资收益形成的财产，以及其它依据法律和国有资产管理行政法规认定的属于国有由企业经营管理的财产。
第三十八条 为确保交通企业财产所有权，部或部会同有关部门行使下列职责：
（1）考核交通企业保值、增殖指标，对交通企业资产负债和损益情况进行审查和审计监督；
（2）根据国务院的有关规定，决定国家与交通企业之间财产收益的分配方式、比例或者定额；
（3）根据国务院和部的有关规定，决定、批准交通企业生产性建设项目，本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由交通企业自主决定的投资项目除外；
（4）决定或者批准交通企业的资产经营形式，实行税利分流和承包经营责任制应通过双方签订经济契约的形式，确定各自的责任和义务；决定或者批准企业的设立、合并（不含兼并）、分立、终止、拍卖，批准交通企业提出的被兼并申请和破产申请；
（5）根据国务院的有关规定，组织清算和收缴被撤消、解散的交通企业的财产以及第十五条规定的职责；
（6）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决定或者批准交通企业经营管理负责人的任免（聘任、解聘）和奖惩；
（7）拟定交通企业财产管理法规，并对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8）维护交通企业依法行使经营权，保障交通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不受干预，协助交通企业解决实际困难。
行使这些职责一定要在法律、法规的范围内，不得借口行使所有权，而重新强化对企业的干预。
第三十九条 部采取下列措施，加强宏观调控和行业管理，建立有利于增强交通企业活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
（1）会同有关部门，制订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运输生产、科技教育及其支持保证系统的发展战略、规划、计划，并组织实施；规划和调整远洋、沿海、内河、公路运输、港口、交通工程、交通工业及其支持保证系统的产业布局；调控运输供求的总量平衡；
（2）建立交通行业经济政策和法规体系，制定与完善保障交通企业改革开放、宏观调控、规范交通企业经济行为的政策和法规，并加强执法监督；
（3）根据产业政策，配合政府有关部门运用利率、税率等经济杠杆和交通投资、价格、规费等政策，调控和引导交通企业行为；
根据产业政策和规模经济要求，引导企业组织结构调整；
（4）依照有关法律、法规，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和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企业劳动人事工资、成本、折旧、收益分配和费收管理办法；制定交通企业的经济指标体系；逐步将企业职工的全部工资性收入纳入成本管理；
（5）推动交通运输、交通工程、交通工业、交通管制等方面的科技进步和管理现代化，开展技术和业务培训，为交通企业决策和经营提供信息、咨询。
第四十条 部采取下列措施，培育和完善市场体系，发挥市场调节作用。
（1）打破地区、部门间的运输分割、货源封锁和施工区域分割，在政府统筹规划下，建立和完善全国统一、开放、有序、规则健全的水路、公路运输市场和航务、航道、公路工程等交通建设市场；加强交通运输和建设市场制度和法规建设；促进和保护公平竞争，会同物价部门确定国内市场价格的高、低限价，逐步建立起以市场价格为主的价格机制。
（2）引导交通企业自觉进入交通运输、交通建设、生产资料、劳务、金融、技术、信息和企业产权转让等市场，进行平等竞争，增强交通企业活力，提高经济效益。
（3）向社会发布交通市场信息，加强交通运输市场和交通建设市场的管理和监督，制止违法经营和不正当竞争。
第四十一条 配合有关部门，积极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推动和组织交通企业实行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生育保险统筹，有条件的交通企业也可以实行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制度，鼓励职工个人缴纳养老保险费，推动交通企业实行待业保险。
第四十二条 部采取下列措施为交通企业提供服务：
（1）做好与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协调工作，发展和完善与交通企业有关的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减轻企业的社会负担；
（2）建立和完善交通信息、咨询及其它各类服务机构与组织；
（3）建立交通职业培训机构，培训待业人员；
（4）协助地方有关部门妥善处理劳动纠纷，维护企业和职工的合法权益；
（5）协调交通企业与其他单位的关系，保障交通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秩序。
第四十三条 交通企业按照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要求、根据本办法第二章、第三章有关条款，用好企业自主权，并对国家和社会履行下述义务：
（1）完成国家指令性任务，履行依法订立的合同；
（2）按照资产经营方式，完成上交国家利税任务；
（3）依照国家规定，接受财务、审计、劳动工资和物价等部门的监督；
（4）保证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对用户和消费者负责；
（5）贯彻安全生产制度，改善职工劳动条件，做好职工劳动保护和企业环境保护工作，保证安全生产和文明生产；
（6）支持和奖励职工进行科学研究、发明创造，开展技术革新、合理化建议和社会主义劳动竞赛；
（7）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树立行业新风。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四条 为保障交通企业依法行使经营自主权，在政府有关部门发生《条例》第四十七条所列的行为之一和违反本办法有关规定时，交通企业有权向上级机关提出申诉，要求制止侵权或渎职行为，上级机关应当责令其改正；情节严重的，由同级机关或者上级主管部门对侵权或渎职行为的部门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五条 交通企业发生《条例》第四十八条所列行为之一和违反本办法有关规定时，企业主管部门要责令其改正；情节严重的，对企业厂长（经理）及其他厂级领导和直接责任人员，分别追究行政责任、给予经济处罚，并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对企业给予相应的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六条 阻碍交通企业厂长（经理）和各级管理人员依法行使职权的，或者扰乱交通企业秩序，致使生产、营业、工作不能正常进行的，由企业所在地公安机关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七条 本办法的原则适用于部属自收自支、自负盈亏的独立核算交通事业单位，地方国有交通企业可参照执行。
《条例》已有明确规定，本办法没有涉及的，按《条例》规定执行。
第四十八条 本办法发布后，部以前所颁发的规章和其他行政性文件的内容，凡与本办法的规定相抵触的，以本办法为准。
第四十九条 本办法由交通部负责解释，并组织实施。
第五十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