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政府


关于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上交递增、补助递减、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
省政府


我省自一九八0年起对各地、市、县(市)实行划分收支、增长分成、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调动了各级政府当家理财、增收节支的积极性，对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支持国家重点建设起了重要作用。这个体制去年已经到期。为了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步伐，根据实
行利改税第二步改革的新情况和中央对我省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新的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现决定从一九八五年起，对各地、市、县(市)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上交递增(或增长分成)、补助递减、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
一、改革财政管理体制的原则
认真贯彻国务院“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规定，坚持“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正确处理全局与局部的关系，统筹兼顾，合理安排，使之有利于国家集中资金，保证重点建设，有利于促进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有利于发挥各级增加收入、合理使用资金的积
极性，促进工农业生产和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有利于促进老区、山区和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
二、收支范围的划分
根据国务院新财政体制的规定，除应划归中央财政的收支部分外，省和地、市、县(市)财政的收支范围是：
(一)收入方面
1、省级财政的固定收入：全省各卷烟厂的产品税；各级人民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和保险公司的营业税；省级工业(含纺织品二级站)、交通、文教卫生、物资及其他企业的所得税、调节税；省石油公司所属二级站、省食品公司所属肉联厂、省属地方外贸公?
镜乃盟啊⒌鹘谒埃皇∫揭┕就骋缓怂愕闹笔羝笠档乃盟啊⒌鹘谒埃皇×甘称笠凳杖耄皇」┫缢艄镜乃盟埃皇⊙滩莨?包括卷烟厂、复烤厂，卷烟和烟叶调拨、销售企业)的所得税、调节税；待上划的有色金属企业的产品税百分之七十部分；待上划的统配煤矿的所得税、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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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市、县级财政的分成收入：产品税(均不含作为中央和省财政固定收入的部分)；营业税(包括邮电、民航部门)；增值税；资源税；盐税；石油部、电力部所属企业及待上划中央的有色金属企业产品税、营业税、增值税的百分之三十部分；地、市、县营工业、交通、商业、物资?
⒊鞘泄闷笠导捌渌笠档乃盟啊⒌鹘谒?含小型工商企业承包费)，县以上供销社(含所属公司)的所得税；国营企业奖金税；农业税(含农林特产农业税)；集体和个人所得税；屠宰税；牧畜交易税；税款滞纳金；其他收入；地、市、县级粮食、农牧企业的收入；粮、油、市场用煤等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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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市、县财政的固定收入，城市维护建设税。
(二)支出方面
省级财政支出和地、市、县级财政支出仍按隶属关系划分。
1、省级财政的支出：(1)省统一安排的专款支出，基本建设投资，企业挖潜改造资金，新产品试制费，简易建筑费，企业流动资金等；(2)省直属单位的正常经费支出，农林水利、文化教育、科学卫生等项事业费，民兵事业费，优抚和社会救济费，工交商事业费，行政管理费(含公安、
司法、检察支出)，其他支出；(3)对于不宜实行包干的专项支出，包括：支援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发展资金，自然灾害救济费、特大抗旱和防汛补助费以及省集中的支援农村合作生产组织资金和小农水补助费等，由省统一安排，专案拨款。
2、地、市、县级财政支出：由各级用本级财力安排的各项支出，基本建设投资，企业挖潜改造资金，企业流动资金，支援农村合作生产组织资金和小农水补助费，城市维护建设费，农林水利、文化教育、科学卫生等项事业费，工交商事业费，优抚社会救 济费，行政管理费(含公安、?
痉ā⒓觳熘С?，其他支出。
三、收支包干基数的计算
各地、市、县财政收入基数，一律以一九八三年的决算收入数为基数，按照本规定关于收入范围的划分和第二步利改税后中央、省和地市县企业利转税，税转利的情况加以调整后确定。其中：粮食亏损和粮油价差补贴仍按一九八三年包干数作为基数。支出基数，以一九八三年决算应得
财力数为基数，调增调减某些行政事业费上划、下划等因素后确定。
四、增收上解和补助递减比例的计算
(一)对收大于支的地、市、县，实行“核定收支，增长分成”或“上交包干，逐年递增”的办法。
核定收支、增长分成的办法是：收入基数大于支出基数的部分，全部上解。当年收入比基数增长部分，实行比例分成，其分成比例按支出基数占收入基数的比例计算。为了保证全省对中央的上解，地、市、县增长收入的分成比例最高不得高于百分之八十。上交包干、逐年递增的办法是
：收入基数大于支出基数的部分，全部上解，并以此为基数，从一九八五年开始，逐年递增(环比 )，包干上交，其递增比例最低不低于百分之七，最高不高于百分之十五，参照一九八三年、一九八四年社会工业总产值平均增长比例计算确定。
(二)对支大于收的地、市、县，实行“核定收支，定额补助，逐年递减(定比)”的办法。即收入增长全留，支出基数大于收入基数的差额部分，作为定额补助，补助数额逐年递减。其递减比例按照以下原则计算确定。
1、补助数额占支出基数的比例在百分之五(含百分之五)以内的，补助部分两年减完。从一九八七年起，收入比上年增长部分上解百分之十。
2、补助数额占支出基数的比例在百分之五以上至百分之二十(含百分之二十)的，补助部分每年递减百分之十五。
3、补助数额占支出基数的比例在百分之二十以上至百分之三十(含百分之三十)的，补助部分每年递减百分之十。
4、补助数额占支出基数的比例在百分之三十以上至百分之四十(含百分之四十)的，补助部分每年递减百分之五。
5、补助数额占支出基数的比例在百分之四十以上的，补助部分三年内不减不增。从一九八八年起每年递减百分之五。
(三)收支基本平衡的地、市、县，收入比基数增长部分从一九八五年起，每年上交省百分之二十。
五、省辖市和地区的财政体制
(一)省辖市及其所属县按照本规定采取统算的办法，由省对市统一核定收支基数，上交递增(或增长分成)或补助递减比例。市财政在保证上交省财政的前提下分别定到县。 市辖区的财政体制，由各市具体确定。 (二)区行署作为省府派出机构不应作为一级财政，但考虑到目前经济?
逯普υ诟母锏墓讨校墒〔普苯佣韵厥猩杏幸欢ɡ眩部梢圆扇」砂旆ǎ厍莅匆患恫普源墒《缘厍骋缓硕ㄊ罩Щ辖坏菰?或增长分成)或补助递减比例，地区再根据省确定的原则，在保证上交省财政或不突破省财政补助数额的前提下，分别核定到县(市)，并?
阕鼙ㄊ∨迹顾醯厍幕屏Γ栽龃笙?市)级财政的活力。为了充分发挥中心城市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对地辖市的财政包干基数，年度收支预算安排，应在各地区总额中单列。
六、严格执行分级管理的财政体制
(一)财政体制确定以后，如企业、事业单位的隶属关系改变，应相应地调整地、市、县的收入基数、上交递增或补助递减比例。在包干期内，凡属中央和省投资新建、扩建的企业投产后，应根据新增加的收入相应地调增收入包干基数；属于地方投资、合资、引进外资新建、扩建的企业
，其增加的收入，均不调增基数，以调动地方的积极性。
(二)按照国家规定调整价格，增加行政事业人员编制，增加职工工资等而引起财政收支增减，除国务院、省政府另有规定外，不再调整地、市、县收支基数。
(三)地、市、县的各项预算要按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要求统筹兼顾，合理安排，增收节支，自求平衡，上级主管部门不得干预。
七、几个具体问题
(一)为了加速企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推动技术进步，从一九八五年起，企业的固定资产折旧费，省不再集中。
(二)由于县办工业企业分成已列入各级财政收支包干基数，因此，县办工业企业从一九八五年起，一律纳入预算管理，不再实行收入五五分成和亏损对半分担的办法。
(三)国务院决定从一九八五年起开征城市维护建设税，用于城市和县城的公用事业及公共设施的维护和建设。其税款要列入预算，保证专款专用。开征城市维护建设税后，城市公用企业应一律按照第二步利改税办法的规定交纳所得税。为了搞好省会市政建设，新郑烟厂交纳的城市维护
建设税，郑州市可调剂一部分，统筹使用。
(四)为了提高芋叶质量，控制盲目发展，对超过当年收购计划的芋叶税，上交省财政百分之八十，留当地财政百分之二十。
(五)洛阳吉利炼油厂产品税、所得税、调节税，暂全部列为省级财政收入。
(六)为调动卷烟企业提高产量、增加收入的积极性，对卷烟厂比当年计划超收的产品税，年终由省财政奖给百分之十五，其中企业百分之八，当地财政百分之七。
八、加强预算管理，保证收支平衡
各级在安排收支预算时，应根据国务院和省政府对各项事业发展的规划和要求，结合本地区情况，进行安排，以促进生产发展，提高经济效益，保证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要严格按照省政府下达的人员编制和省财政厅规定的费用定额执行。年度预算的安排要留有必要的预备费。在包干
年度内，地方多收入可以多支出，少收入就要压缩支出，不准打赤字预算。各级要抓紧增收节支，自求平衡。发生赤字，省财政不予弥补。
九、严格遵守财经纪律
所有国家工作人员都必须严格遵守财经纪律，做到令行禁止。凡是涉及全国、全省性的统一规定，如税法税率，企业上交所得税、调节税及利润留成比例，生产成本和商品流通费用的开支范围划分、开支(收费)标准等，各级都必须严格按照国家的统一规定执行，未经省批准，不得擅自
变动。各级财税部门和广大财会人员要模范执行财政制度，加强财政监督，同一切违反财经纪律的不正之风作斗争。
本规定自一九八五年一月一日起执行。



1985年4月2日
论地方人大与环保监督

秦德良


[摘要] 中国“人大”在政治实践中作用的加强，说明了我国政治制度的设计与建构取得了较大进步。从形式上看，地方人大的地方最高权力机关的地位源于宪法的直接规定，从实质上看，其权力来自地方辖区内公民的主权。环境问题的产生具有必然性，要解决地方政府在环境问题上的不作为的问题，需要启动地方人大的权力运行机制，而不能盲目等待国务院的行政命令来解决。地方人大有权力也有能力去监督地方政府解决环保问题，但关键是如何依法、科学、有效地去监督，这是摆在地方人大面前的难题。

[关键词] 地方人大 地方人大权力来源 地方政府责任 环保监督

随着中国“跨越式”发展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法治社会迈进，经济与环境的矛盾日益尖锐，可持续发展战略由于经济实践中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战术而陷入困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二律背反使得象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政府很难在二者之间作出均衡发展的价值选择。由此凸现了政府的产生者、权力来源者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监督政府保护环境的责任与作用。环境问题的产生除与中央政府决策有关外，实践中主要还与地方政府的治理方略有关。日益突出的环境问题要求地方人大必须在此问题上有所作为地监督地方政府，从而以此为契机为全国人大监督各级政府提供实践经验。然而地方人大有成效地监督地方政府保护环境的实践在中国几乎刚刚启动，地方人大的权力来源以及监督地方政府治理环境问题的必要性、可行性、合法性、合理性尚须理论论证，以确保地方人大的监督合法、有效、有序。本文试图对此问题做一初步探讨。

一、政治制度的设计与“人大”地位

人类社会是一种有机的组织体，从其产生进入自觉的发展轨道开始，政治家就为如何治理这一组织体而绞尽脑汁地去进行制度的设计和论证，试图将权力运作理性化、制度化，以便既能保证社会的稳定，又能确保人作为人的地位。应当说西方国家在这方面比东方国家成功得多。

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国家发展出了一种中央集权式的直线性的权力运作机制，权力的行政色彩浓厚，虽然这种直线性权力内部也以分工为基础简单地划分了几个权力部门，但它们从属于某一特殊的真正的权力主体，且彼此之间不可能有效监督。这种权力机制是典型的统治奴役型，它可能具有一定程度的高效、稳定，但权力下的颤颤惊惊的个体无平等自由可言。它造就了中国超稳定的封建社会，但人权在这一体制中没有立足之地。

西方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就提出了城邦国家的权力一分为三的制度设计问题。一直到孟德斯鸠、美国联邦党人那里才最终明确了“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的法治国宪政原理。这种权力运作机制的设计可以说是服务性管理型，立法、行政、司法三足鼎立，互相平衡牵制。它或许没有统治奴役型权力机制高效，但在法益保护、人权保障方面作用显著。

近代中国社会在转型过程中，开始吸取西方的三权分立制度，借以重新整合中国数千年来的政治制度。直到今天，我国经重新整合而建构的政治制度有别于上述两类，可以说确有中国特色。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的“人大”是立法机关，国务院是最高行政机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是最高司法机关，“政协”是统一战线性质的参政、议政机关，但目前尚无宪法性法律对“政协”的法律地位作出规定。表面看来，好象是三权分立，但又不是，因为立法、行政、司法三机关均受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虽然如此，但又与近代中国社会以前的中央集权式的直线性的权力运作机制有明显区别。首先，立法、行政、司法三机关都有较大的相对独立性；其次,行政、司法二机关必须在立法机关所制定的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最后，中国宪法司法化机制似乎已经开始启动[1]，违宪审查机制也在议论之中，三机关在逐渐具有可诉性和操作性的宪法规范指引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能够实现一定程度的互相监督。

三机关中，昔日被戏称为“橡皮图章”的“人大”的作用近年来有较大变化。其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的法律地位已经较明显地显示了出来。这一变化的原因或许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中国比较成功的经济改革促进了经济主体的市场意识、主体意识觉醒；其次，法治化进程促进了国民的法律主体意识、人权意识、有限政府意识、契约观念、“以权利制约权力”观念的加强；再次，自由、科学、民主的理性主义启蒙精神随文化的繁荣而大大深入人们的头脑；最后，执政党“依法治国”的实践从制度上，实践上逐渐保证了“人大”的最高权力机关地位。当然，从技术措施角度看，“人大”的最高权力机关地位的增强往往与地方人大在地方三机关中地位的加强有直接的关系。“人大”在政治实践中作用的加强，说明了我国政治制度的设计与建构取得了较大进步。

二、地方人大权力来源

地方人大、地方法院、检察院、地方政府三大国家机关是一个地方的公共权力机关，担负地方事务管理的任务，具体负责地方立法、司法与地方行政。三机关统一受中国共产党地方党委领导，同时，在三机关中，地方人大是地方最高权力机关，省（包括部分市）级地方人大往往有地方立法权，并且由它产生地方政府与地方法院、检察院，后者向前者负责并报告工作，接受监督。这就是我国目前地方权力机构配置及运作机制。

人们不禁要问，地方政府与地方法院、检察院的权力源于地方人大，那么地方人大的权力又源自何处？

从形式上看，地方人大的地方最高权力机关的地位源于宪法的直接规定。

宪法第九十六条“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第一百零五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是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实行省长、市长、县长、区长、乡长、镇长负责制。”第一百一十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第一百二十八条 “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负责。”第一百三十三条“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和上级人民检察院负责。”

然而，宪法为什么要如此规定？这就涉及到地方人大权力的实质来源问题。

从宪政视角透视，地方人大权力来源于地方行政区域内享有政治权利的公民的授权。地方人大的法律行为是地方行政区域内享有政治权利的公民“众意”与“公意”的表达。正如我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宪法的这一规定体现了“主权在民”的宪政理念。

“主权在民”的宪政理念在我国纯属外来品，中国法律传统中从来没有这个思想。这一思想之所以产生于西方，与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有很大关系。欧洲从古希腊开始就确立了正义理念和法治传统，到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时期，古典自然法学派的政治思想家们在为资本主义设计制度时，几乎不约而同地提出宪政制度。但对这一制度的论证却是建立在自然法与社会契约论的基础上。

17C—18C古典自然法学派是整个欧洲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各种自然法哲学的总称，都从自然法理论角度论证资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及其结果形式，是西方自然法思潮发展的顶峰。其最根本的特征在于理性主义，以理性万能摧毁上帝万能。认为法现象不是植根于自然和神，而是植根于人的理性意识，自然法就是理性法。自然状态、自然法和自然权利、社会契约论以及法治主义是古典自然法思想的基本精神。建立在“主权在民”基础上的社会契约论认为人们订立契约，建立社会共同体时委托宪政国家行使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权力，但自己的基本权利依然在自己手中，宪政国家的社会公共管理权力必须服从“众意”“公意”。这是一种人民主权、公意决定一切的民主理论。

“众意”“公意”在具体的制度建构中只能表现为公民代表大会——代议机关。代议机关的运作表现为产生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从事立法以及监督活动。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代议机关是最高权力机关，其权力来自社会公民。

今天我们一般认为“自然状态、自然法和自然权利、社会契约论”仅仅是一种假说，与历史的真实情况不符，但奇怪的是，建立在如此假说基础之上的结论——宪政制度却发展势头良好。或许社会契约论作为论证宪政制度显得是一个过于理想化的理论模型，但今天看来，还是有一定价值的，市场经济社会就是一个契约化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公民个体是微观经济主体，是经济人，理性人，他们不仅作出“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为谁生产”的自主选择，而且选择他们的服务性管理者。因而社会公共管理机关的权力来源于辖区内公民的授权。公民的授权通过代议机关的形式表现出来。

所以，就一个地方辖区而言，我们认为，地方人大是“众意”“公意”机关，因而在宪政视野下，是地方最高权力机关，其最高权力来自地方辖区内公民的主权。由于“众意”仅仅是多数人的意见，“公意”则是符合正义与自由观念的多数人的意见，因此作为地方人大也可能出现仅代表“众意”而不代表“公意”的问题，这种情况下，地方人大应从社会公共利益出发，服从全国人大，因为后者代表全国享有政治权利的公民的“公意”。当然，全国人大也会出现类似情况，如制定“恶法”，这或许是宪政的代价。

三、环保问题与政府责任

人类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发展了破坏自然环境的巨大能力和欲望。实际上，人类对自然界的每一次胜利都遭到了自然界的报复。在较短历史时间内看到的是经济发展和人类进步，在长时间内付出的却是环境破坏和环境质量恶化以及因此使人类生存质量下降的巨大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