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办法
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西藏自治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2010]2号）
《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办法》，已经2010年1月6日西藏自治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0年5月1日起施行。
特此公告
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0年1月6日
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促进就业，促进经济发展与扩大就业相协调，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等法律、法规，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自治区行政区域内与促进就业有关的活动，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自治区行政区域内的劳动者不分民族、性别、种族、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就业和自主择业的权利。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把扩大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位置，坚持发展经济与扩大就业并重，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坚持劳动者自主择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的方针，促进劳动者充分就业。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把扩大就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制定促进就业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设立就业专项资金，并纳入同级财政预算。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结合本地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经济、调整产业结构和发展、壮大非公有制经济，扩大就业渠道，增加就业岗位。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在制定涉及全局的社会经济政策、安排政府投资和确定重点建设项目时，应当把增加就业岗位作为重要因素考虑。
第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促进就业工作协调机制和失业预警机制，研究、协调解决本行政区域就业工作中的重大问题，落实就业政策，改善就业环境，统筹城乡就业，控制失业率。
第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城镇新增就业、控制失业率、农牧区劳动力转移就业人数、失业人员就业、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以及减少有劳动能力的长期失业人员等指标作为责任制考核目标。
第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促进就业工作，组织实施促进就业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协调落实就业政策，提供公共就业服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促进就业工作。
各级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会、残疾人联合会、工商业联合会及其他社会组织，应当协助同级人民政府开展促进就业工作，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第十一条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村（居）民委员会应当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就业政策宣传、就业失业人员统计、农牧区劳动力转移等与促进就业有关的基础性工作。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社会组织应当引导劳动者转变就业观念、提供培训服务、提高劳动者的劳动技能，鼓励劳动者自主创业、自谋职业，以创业带动就业。
第十三条 用人单位依法享有自主用人的权利。
用人单位应当积极吸纳就业，增加和稳定就业岗位，规范用工行为，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
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对在促进就业工作中作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政策扶持
第十五条 自治区鼓励发展服务业、特色民族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在财政、金融、税费、投资等方面给予扶持，促进经济发展，扩大就业规模。
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动国有企业发展，提供更多就业机会。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落实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按照国家有关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的政策，扶持中小企业发展，拓宽就业渠道，增加就业岗位。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设立的就业专项资金，应当根据就业状况和就业工作目标，积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大资金投入，用于促进就业。
自治区级财政应当通过专项转移支付的方式，对各地就业专项资金给予适当补助，并向边远地区和人口较少民族聚居区倾斜。
第十九条 就业专项资金用于职业介绍、职业培训、职业技能鉴定、公益性岗位、特定就业政策和社会保险等的补贴，小额贷款担保基金和微利项目的小额担保贷款贴息，以及扶持公共就业服务等。
第二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小额贷款担保服务体系，设立小额贷款担保基金，明确担保机构，为登记失业人员、农牧民创业者、高校毕业生、复员退伍军人、残疾人、被征地农牧民等自主创业、自谋职业人员及吸纳就业并符合一定条件的用人单位提供小额贷款和贴息支持。
第二十一条 下列企业、人员依法享受税收优惠：
（一）吸纳符合国家规定条件的失业人员就业，并达到规定要求的企业；
（二）失业人员创办的中小企业；
（三）安置残疾人员就业达到规定比例或者集中使用残疾人的企业；
（四） 从事个体经营并符合国家规定条件的失业人员；
（五）从事个体经营的残疾人；
（六）国务院和自治区人民政府规定给予税收优惠的其他企业、人员。
第二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在安排政府投资和确定建设项目时，应当把增加就业岗位作为评审投资项目的重要指标，吸纳一定比例的当地劳动力参加项目建设。
政府投资或者享受优惠政策建设的城镇集贸市场，应当留有一定比例的经营场地用于安排就业困难人员就业。
第二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被征地农牧民就业保障制度，将被征用土地的农牧民纳入就业扶持范围。
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进一步完善农牧区转移就业劳动者的子女就学、公共卫生、住房租购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政策措施。
第二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和完善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体系，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城乡基层、企业就业，自主创业。
自治区人民政府应当设立高校毕业生创业扶持资金，扶持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
第二十六条 高校毕业生到符合条件的基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岗位就业的，在一定期限内给予岗位补贴、社会保险补贴和生活补助。
鼓励高校毕业生积极参加就业见习。见习期间，可以按照有关规定，享受见习基本生活补助。
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与其签定一定期限劳动合同并符合相关条件的用人单位，给予一定数额的奖励资金和社会保险补贴。
第二十八条 用人单位吸纳就业困难人员就业达到自治区规定的职工总数比例的，有关部门应当免除登记类、管理类、证照类等行政事业性收费。
第二十九条 用人单位当年新增就业岗位招用就业困难人员，与其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并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可以申请社会保险补贴。
对吸纳持《就业和再就业优惠证》人员的企业，依照规定在劳动合同期限内给予社会保险补贴。
对持《就业和再就业优惠证》的人员灵活就业后，申报就业并缴纳社会保险的，给予一定数额的社会保险补贴。
第三十条 培训机构按照有关规定，为劳动者提供减免费培训服务的，可以享受培训补贴。
职业中介机构按照有关规定，为劳动者免费提供就业登记、职业介绍服务的，可以享受职业介绍补贴。
职业技能鉴定机构按照有关规定，为劳动者提供减免费职业技能鉴定服务的，可以享受职业技能鉴定补贴。
第三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鼓励劳动者自主创业，放宽市场准入，凡是法律法规未禁止的行业和领域一律向各类创业主体开放，国家有限制条件和标准的行业和领域要平等对待各类创业主体。在城镇规划建设中统筹安排创业场地，免收一定期限的租金。
对创业者在一定期限内，给予税收优惠，减免登记类、证照类和管理类等相关行政事业性收费，实施创业奖励政策。
第三章 公平就业
第三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创造公平就业环境，消除就业歧视，保障劳动者享有平等的劳动权利和公平的就业机会。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制定有关政策和规范性文件，不得含有就业歧视的内容。
第三十三条 用人单位招用人员，应当依法对少数民族劳动者给予适当照顾。
第三十四条 用人单位、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职业中介机构发布招聘信息，不得含有虚假或者就业歧视性的内容，设置招聘条件的，不得增加超出用人单位生产工作需要的条件。
第三十五条 用人单位招用人员，除国家规定不适合妇女的工种或者岗位外，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用妇女或者提高对妇女的录用标准。
用人单位录用女职工，不得在劳动合同中规定限制女职工结婚、生育等内容。
第三十六条 用人单位应当根据残疾人的残疾类别、特点，安排适当的工种和岗位，合理确定劳动定额；在定级、职称评定、劳动报酬、生活福利、社会保险等方面，与其他职工平等对待。
第三十七条 农牧区劳动者和城镇劳动者享有平等的就业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农牧区劳动者在扶持政策、公共就业服务和职业中介活动等方面设置歧视性限制。
第三十八条 用人单位招用人员，除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禁止乙肝病原携带者从事的工作外，不得强行将乙肝病毒血清指标作为就业健康标准。
第四章 就业服务和管理
第三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覆盖城乡的就业服务体系，设立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完善就业服务制度，鼓励发展职业中介机构，规范和加强就业服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加强管理，规范公共就业服务、职业中介行为，促进劳动者通过市场就业。
第四十条 县级以上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应当建立综合型就业服务场所，配备相应的工作人员和设施，规范服务流程和标准，为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免费提供就业服务。
第四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人力资源市场及信息网络建设，建立人力资源供求信息免费发布制度，实现信息资源共享。
第四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和就业指导工作，开展多种形式的就业服务活动。
高等学校应当以促进学生就业为导向，开设就业指导课程，加强对学生的就业创业指导，提高学生就业创业能力。
第四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失业预警制度，加强失业动态监测，制定应对较大规模失业的调控方案，及时采取专项政策措施，有效预防和控制失业。
第四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就业、失业登记和劳动力抽样调查统计制度。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统计部门和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进行就业、失业登记和劳动力调查统计时，用人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登记和调查统计所需要的基本情况。
第四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建立公共就业服务质量监管制度，制定公共就业服务标准，规范公共就业服务程序，实行服务承诺和挂牌服务制度，建立健全绩效评估体系，提高公共就业服务质量和效率。
第四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按照国家有关就业专项资金管理规定，设立就业专项资金财政专户，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制度，及时审核、拨付就业专项资金。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挪用、侵占、骗取就业专项资金。
第四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自收到申请人提交的设立职业中介机构申请材料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应当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必要时可以组织听证。符合条件的，发放职业中介许可证；不符合条件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第四十八条 申请人取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发放的职业中介许可证的，应当到工商行政部门进行登记。未经登记的，不得从事职业中介活动。
第四十九条 职业中介机构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提供虚假就业信息；
（二）超出许可范围经营；
（三）介绍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就业；
（四）为无合法证照的用人单位提供中介服务；
（五）以暴力、欺诈、胁迫等方式进行职业中介活动；
（六）与用人单位恶意串通损害求职者合法权益；
（七）伪造、涂改、转让职业中介许可证；
（八）扣押劳动者的居民身份证和其他证件或者向劳动者收取押金；
（九）其他违反法律、法规的职业中介活动。
第五十条 从事劳务派遣业务的单位应当在进行工商登记后十日内到所在市（地）、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备案。
劳务派遣单位应当与用工单位签订劳务派遣协议，与派遣员工签订劳动合同。
第五十一条 劳务派遣单位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根据用工单位需求，招录劳动者；
（二）告知被派遣劳动者《劳务派遣协议》内容；
（三）依法按月向被派遣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并不得克扣用工单位按照劳务派遣协议支付给被派遣劳动者的劳动报酬；
（四）依法为被派遣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
（五）与用工单位共同协商处理劳动争议；
（六）协助用工单位做好被派遣劳动者的日常管理工作；
（七）接收被用工单位依法辞退的被派遣劳动者，并重新派遣至其他工作岗位工作或对其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后重新安排工作岗位；
（八）为被派遣劳动者提供劳动保障事务代理服务。
第五章 职业教育和培训
第五十二条 自治区实施有利于促进就业的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政策。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大对职业技能培训的投入。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根据人力资源市场需求，制定并实施职业能力开发计划，整合职业培训资源，统筹协调各类培训机构，逐步建立公共实训基地，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
第五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支持各类职业院校、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和用人单位依法开展就业前培训、在职转岗转业培训、再就业培训、创业培训和转移就业技能培训。
第五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向职业院校、职业技能培训机构提供人力资源市场需求信息服务。
职业院校、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应当根据人力资源市场需求信息，合理调整培养方向，设置培训科目，提高职业教育和培训质量。
第五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大高技能人才培养、加强职业能力测评、建立高技能人才奖励制度。
第五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实行劳动预备制度，对有就业要求的初中和高中毕业生进行一定期限的职业教育和培训，使其取得相应的职业资格或者掌握一定的职业技能，提升其就业技能和就业能力。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对失业人员、复员退伍军人、高校毕业生以及进城就业的农牧区劳动者，开展针对性、实用性和有效性的职业技能培训。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对农牧区劳动力开展转移前就业技能培训，围绕用工需求开展订单、定向、定点培训，切实提高农牧民技能水平。
第五十七条 职业中介机构、职业培训机构从事经营性活动的收费标准，应当经地（市）以上价格主管部门批准。
第五十八条 企业应当建立职工教育培训制度，按照国家规定提取职工教育经费，用于职工的技能培训。
职工教育经费的使用应当经企业职工（代表）大会讨论决定，并接受人民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有关部门的监督。
第五十九条 全面推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对实行就业准入的职业，用人单位应当招用已经取得相应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
第六章 就业援助
第六十条 自治区实行就业援助制度，采取税费减免、贷款贴息、社会保险补贴、岗位补贴、提供公益性岗位等办法，对就业困难人员实行优先扶持和重点帮助。
第六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就业困难人员申报登记制度，完善就业困难人员认定、安置、退出动态管理机制，建立健全就业困难人员信息数据库。
第六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城镇零就业家庭就业援助制度，确保城镇有就业需求的家庭至少有一人实现就业。
第六十三条 就业困难人员是指因身体状况、技能水平、家庭因素、失去土地等原因难以实现就业，以及连续失业一定时间仍未实现就业的人员。就业困难人员的具体范围，由自治区人民政府另行规定。
第六十四条 自治区行政区域内的就业困难人员可以得到下列援助：
（一）免费进行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鉴定；
（二）优先安排到政府开发的公益性岗位就业，并给予社会保险补贴和岗位补贴；
（三）从事个体经营的，有关部门免收登记类、管理类、证照类行政事业性收费；
（四）国家和自治区规定的其他扶持政策。
第六十五条 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应当对就业困难人员进行登记，建立专门台账，实行就业援助对象动态管理和援助责任制度，提供及时、有效的就业援助。
第七章 监督检查
第六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照促进就业目标的要求，对所属的有关部门和下一级人民政府就业工作完成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六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依法对就业专项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审计机关应当定期对就业专项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审计。
第六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对职业中介机构、职业培训机构、劳务派遣单位的经营活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违法行为依法进行处理。
第六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建立举报制度，设置举报信箱和举报电话，并向社会公布；对举报的内容，应当及时调查核实并依法处理。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七十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等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截留、侵占、挪用就业专项资金的；
（二）违反担保的程序和条件规定提供小额贷款担保的；
（三）对职业中介机构疏于管理，造成不良影响的；
（四）选定为享受政府培训补贴人员提供就业培训的培训机构，未采取招标等公开、公平方式的；
（五）与培训机构串通，或者因审核不严，导致培训机构采取虚报培训人数或者培训时间等手段套取政府培训补贴的；
（六）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行为。
第七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实施就业歧视的，劳动者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七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五十条第一款规定，未在规定期限内备案的，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以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第七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职业中介机构、职业培训机构擅自向劳动者收取费用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价格主管部门责令其将违法收取的费用退还劳动者，并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给予处罚。
第七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职业中介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按照以下规定予以处罚；情节严重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可以并处吊销职业中介许可证：
（一）提供虚假就业信息和伪造、涂改、转让职业中介许可证的，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二）以暴力、欺诈、胁迫等方式进行职业中介活动的，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违反治安管理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与用人单位恶意串通损害求职者合法权益的，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分别处以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第七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职业中介机构向劳动者收取押金的，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责令限期退还，并以每人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标准处以罚款。
第七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规定，企业未按照有关规定提取职工教育经费的，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并处以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七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其他行为，法律、法规已有处分、处罚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给予处分、处罚。
第九章 附则
第七十八条 本办法所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是指由政府设立的，向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提供免费就业服务的公益性机构。
第七十九条 本办法自2010年5月1日起施行。
信托在中国的蜕变与新生
——中国（长沙）信托国际论坛简评
张军建、王 巍
（中南大学信托与信托法研究中心，湖南长沙，410083）
摘要：本文简要地评论了“中国（长沙）信托国际论坛”的部分核心内容，主要围绕“信托与中国”这一主题，具体涉及信托理论与信托理念、信托立法与信托法制、信托税制与信托监管、信托产品设计与运作、信托业的现状与发展、信托人才培养与管理等一系列前沿问题。
关键词：信托；信托法；信托业；信托市场
金秋十月，值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以下简称《信托法》）实施三周年、中南大学信托与信托法研究中心成立一周年之际，由中南大学和上海远景非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同主办、湖南省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协办的“中国（长沙）信托国际论坛”，在湖南长沙隆重举行。来自日本、美国、韩国和我国大陆、台湾、香港的政界要人、理论专家、实务精英等齐集一堂，围绕“信托与中国”这一主题展开了热烈的研讨。论坛以“加强金融创新，拓展现代信托功能，繁荣中国信托事业”为核心，旨在促进信托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加强信托理论与实务的互动，倡导和推动信托制度在我国的发展与运用。现将论坛的部分核心内容加以简评，希望能对广大信托同仁的理论与实践有所裨益。
一、信托理论与信托理念
1、民事信托。我国的江平教授和日本的中野正俊教授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发展中国民事信托的构想。与《信托法》（如第三条）确立的“民事信托+营业信托+公益信托=信托”的模式有所不同，江平教授提出了“民事信托（含营业信托）+公益信托=信托”的制度架构，他认为我国的民事信托应相当于英美法系的私益信托[ ]，而营业信托只是以经营信托业务的机构作为受托人的一种民事信托。这无疑是对信托制度本源和社会基础的回归——民间财产转移与管理，对于满足民众迅速增长的理财需求和从根本上推动信托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尽管“日本无民事信托”的观念已在人们心目中根深蒂固，但中野正俊教授在总结大量民事信托判例的基础上指出，日本的民事信托实际上随处可见，只是它们在性质上仅仅作为判例而没有明显地表现出来罢了。这不仅是对日本信托理论和观念的触动，也对我国民事信托的认识和发展极具启示。难道我国当前的民事信托活动就仅限于小额财产管理、遗产管理和贵重物品保管等初级形式吗？目前，学界对发展具有我国特色的民事信托充满信心。随着信托思想的普及和信托制度的健全，越来越富裕的国人必定会逐渐认识并充分运用民事信托的财产保护和增值功能。由此，受托人在“职业受托”的基础上也会产生“非职业受托”，不断积聚的公民生活资料会更高效地转化为生产资料。不论这样的民事信托是否还保有在英国起源时的“原汁原味”，但它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促动作用将是非常可观的。
2、公益信托。我国当前各方面的公益需求非常巨大，但公益事业主要以基金会的形式出现。江平教授认为，目前基金会的设立成本和管理成本较高且程序较繁琐，与公益信托相比虽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却没有明显的成本优势。学界普遍呼吁，积极引入灵活、便捷的公益信托，以扭转我国公益事业发展严重滞后的被动局面。但是，在目前的法律环境之下，发展公益信托仍面临着诸多障碍，一是动力不足，即各项鼓励措施（如税收等）还未出台，影响了委托人设立公益信托的积极性；二是机制不健全，即由于公益事业管理机构还未真正明确到位，公益信托的受托人资格难以核定，有效管理无法落实。值得期待的是，有关部门已将公益信托列入议事日程，相信不久将在我国的公益事业中发挥重要作用。民政部门等相关国家机关应积极推动公益信托的开展，鼓励和保障社会捐助，实现信托业和公益事业的“双赢”效应。
3、信托法学说。目前，学界的目光多集中于信托制度的冲突与协调，对信托理论学说的关注和研究相对滞后。中野正俊教授基于当前信托和信托法发展的实际需要，在日本信托法学界已有的“债权说”、“物权说”、“实质性法主体说”和“相对性权利转移说”之外，提出了颇具创意的“限制性权利转移说”，即认为信托财产并未完整地转移财产权，而是根据信托目的限制性地转移财产权。[ ]该学说对信托目的的重视值得赞赏，在当前的信托理论与实务中均具有相当的解释力。韩国的洪裕硕教授在全面分析日本信托法理论各流派的基础上，赞成把信托分为自益信托与他益信托之后再展开解释的“新债权说”。一直以来，日本的信托法学说深刻地影响着亚洲其他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的信托立法和司法，我国信托法学界至今没有影响较大的理论学说，因此借鉴日本的信托法学说既必要又可行。同时，信托法学界应加强与经济学、管理学等其他学科的信托理论交流，并紧密结合信托实务操作和信托发展动向，及早提出我国自己的信托法学说。随着我国信托法制的进一步发展，民商法与信托法之间的冲突将会越来越突出，法学界可以考虑将信托法学提升为独立的法学二级学科，针对其独特性展开全方位研究。
4、信托观念。虽然信托在我国的产生和发展由来已久，但国人对信托的认识却相当滞后。我国本身没有信托传统，而“一物两权”的英美式信托与大陆法系国家“一物一权”的传统所有权概念和法律体系相去甚远，加之当前转轨过程中市场信用机制严重缺乏，使得信托制度在我国的继受和发展面临诸多困扰。江平教授认为，信托的观念与运用在我国长期处于误解和歧义之中。洪裕硕教授也坦言，信托在大陆法系的中国和韩国会产生“异样”的感觉。的确，由于人们对信托的普遍陌生和信托公司屡屡被整顿，社会上对信托的质疑与排挤在长时间内还难以完全消解，这对于信托观念的培育和普及产生了负面影响。究其根源，仍旧是我国的法治建设和市场经济还不成熟，法律不健全和信誉严重缺失是制约我国发展信托制度和普及信托观念的系统性障碍。相信，随着我国经济的日趋发达，国民理财的需求与人们对信托的认识将会同步增长，尤其在信托理论和立法的不断推动下，信托的独特价值和巨大潜力必将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与接受。
二、信托立法与信托法制
1、对《信托法》的宏观评价。王连洲先生认为，《信托法》基本上保留了信托制度整体的价值功能与法律构造，信托的本质要义均已被继受和体现。但我们认为，《信托法》只是确立了形式意义上的信托制度框架，并未完成实质意义上的信托精神移植，一方面是起草过程中一些反映信托特质的优良条款最后被剔除了；另一方面，现有的条款中存在诸多相互抵触或与信托本质背离的地方。江平教授认为，《信托法》的颁布和实施有两大背景：一是民法体系正处于建立和完善之中，尤其是正在制定物权法；二是社会结构处于深刻的变革中，并且经济发展受到全球化浪潮的深刻影响。诚哉斯言，由于《信托法》所处的背景（或环境）还不稳定和成熟，人们关于信托法律制度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都还非常有限，所以立法中的不足就有待长期、渐进地完善。关于《信托法》将“委托人”作为信托当事人的重要一方而专列一节进行规定，王连洲先生认为，立法设计者可能是考虑到委托人作为信托财产的本来所有者和设立信托的发起主体，最关心信托财产的安全和信托目的的实现，因此重视委托人的地位并赋予其一定的监督权，有助于平衡信托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关系和保障信托目的的实现。我们认为，这一制度设计是成功的，强化委托人的地位和作用有助于激发人们设立信托的积极性，确保受托人忠实地履行义务，并弥补受益人能力不足时的监管缺陷，充分体现了我国信托法制的特色。
2、对《信托法》的微观探讨。关于“信托”的概念（第二条）中用财产权的“委托”替代传统信托的财产权“转移”，王连洲先生认为，立法设计者可能是为了使国人在传统的财产理念上较容易地接受信托，既保障受托人对信托财产享有完全管理和处置的权利，又兼顾委托人和受益人对信托财产权利的保障。但国内外的很多专家学者都对此持相反意见，认为这种看似信托本土化的有益探索，实际上背离了信托本质、扭曲了信托原理，既不利于国际间的信托制度交流，也难以与已有的其他民商事法律区分开来。我们也赞成“通过相似概念，来彻底转化信托概念是不可行的”[ ]，套用传统的民法理论来刻意地解释信托的独特设计，最终只会扼杀信托制度的生命力。关于第十七条，洪裕硕教授认为，第一款参考了以往“信托前”的解释论，即设立信托前的债权人可以对信托财产强制执行，但该条中“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的规定则可能被狭隘地解释为“把信托财产作为目的债权设定抵押权”。对此，我们建议对委托人的一般债权人强制执行信托财产作出明确规定。关于第二十五条，夏斌所长认为，第二款仅有原则性的规定是不够的，还需从多个方面就如何“诚实、信用、审慎、有效”管理信托财产作出具体的规定。我们认为，“诚实”、“信用”、“审慎”、“有效”之间的含义重叠且界限模糊，有必要在解释时确立各自的衡量标准，以便于执法和司法。江平教授认为，第六十条中的公益信托目的需要明确具体的认定标准，第六十二条中的“公益事业管理机构”还需要真正明确到位，以切实保障公益信托的实效性。马亚明先生建议，《信托法》应尽快确认信托受益证书（合同）作为有价证券的法律地位，以改善目前信托产品的流通机制。王连洲先生认为，对信托财产应登记而未登记时不得对抗第三人、受托人承继委托人对信托财产占有的瑕疵、受托人因违规致使信托财产受损而对受益人承担责任等，作出更准确的规定。我们认为，还应对共同受托人共同处理信托事务（第三十一条）、受托人的保密义务（第三十三条）等加以明确，并且应对“受托人的忠实义务”等定型化的信托基本制度作出直接规定。总之，《信托法》的细节还需在不断的摸索中逐渐成熟和完善。
3、信托法制建设。信托法的基本部分在各国都是相同的，其制定之后的重要问题在于怎样使信托法得到有效的运用和在适用上怎样对信托法进行确切而适当的解释。[ ]对于当前的信托法制建设，专家学者们最关心的是《信托法》的配套立法和司法解释。高传捷司长指出，与信托相关的配套法律法规的研究和起草工作已取得实质性进展，完整的信托法制体系正在建构之中。人们纷纷期待，最高人民法院能早日出台《信托法》的司法解释。赖源河教授介绍了台湾地区修改“信托业法”的近况：对申请信托业务放宽限制和简化手续，以营造更自由、更开放的信托业法制环境。内藤秀彦先生介绍了日本信托法和信托业法的最新修改动态：一是拓展了信托财产的范围（如知识产权信托）；二是扩大了信托业务中受托人的范围（如一般企业经营信托业务）。由此可见，当前信托法制的总体动向是放松规制和积极鼓励，因此有关部门也有必要适时调整对信托事业的严格管制策略。实务界人士还呼吁，尽快修改“一法两规”，及早出台《信托业法》。我们认为，当前的信托法制亟待统一，监管者也应严格依法监管（而不是依靠政策），从而为信托业务的开展提供稳定的预期。我们也期待，监管“监管者”的法律能早日出台，并在完善信托法制的基础上实现信托法治。
三、信托税制与信托监管
1、信托税制。目前，除了证券投资基金有特别的税收政策以外，我国的信托活动基本上是按照一般经济活动的税法规定来适用的。这大大增加了信托的运作成本，给信托当事人带来了很大负担。信托税制的问题已严重制约了信托机构和信托业务发展的脚步，并成为监管层和信托业界无可回避的共同难题。江平教授认为，当前由税法驱动的民事信托还未成为主流，税收优惠对公益信托的支持也明显不够。实际上，现行税法并未对信托财产移转的特殊性给予回应，现有的“一法两规”也没有把税收纳入调整范围，信托制度与税收制度之间的隔阂严重地阻碍了信托税制的建立和发展。杨元伟副司长认为，首先应明确一个稳定的信托税收目标（保持中性、抑制或鼓励），并坚持税负公平、实际获益者纳税、公益信托优惠、前瞻性和便于征管的信托税制基本原则；其次，应完善信托财产的评估体系，以避免重复征税为主要出发点构建信托税制框架，并且要做到避免重复征税与尊重现行税制两相兼顾；再次，应优先考虑资金信托活动的税法适用，调整证券投资基金的短期税收政策，依照明确的标准对公益信托给予税收优惠；最后，提高信托税制的立法级次，确保稳定性和系统性，从降低守法成本的角度不断提高立法水平。我们认为，信托税制的建立和完善是一个系统性工程，需要各个机关（尤其是税务部门和信托监管部门）通力合作，从信托的设立、存续和终止等各个环节入手，权衡相关主体的利益需求，逐步确立适合我国本土特点的信托税收规则。信托税制还要符合国际惯例，按照避免重复征税和受益人负担（谁受益、谁纳税）的原则，坚持公平与效率兼顾，最大限度地降低与现行税制框架的摩擦，运用税收杠杆力促信托事业发展。
2、信托监管。我国尚未建立专门的信托监管部门，目前由银监会的非银部履行信托监管职责，因此信托监管的总体水平与银行、证券、保险监管存在较大差距。夏斌所长认为，当前信托监管中主要存在两大问题：一是银监会与证监会需要进一步统一监管政策，二是要改变以监管银行的方式监管信托公司。虽说信托监管也以防范金融风险为核心，但主要应围绕信托合同的设立与执行来指导和监督信托机构依法开展信托业务。由于其他金融机构广泛涉足信托业务，而不同的金融监管部门对同一金融消费者的同一消费行为往往采取不同的政策，因此信托监管中时常出现“政出多门”、“相互打架”的情形。高传捷司长也强调，在分业经营的体制下，统一监管对统一信托市场具有重要意义。绝大多数人认为，应取消委托理财合同200份和5万元的限制，放松信托机构设置分支机构和开展异地业务的限制，改进资金信托业务中的募集方式（私募与公募）和托管方式（第三方托管）；不应把资本充足率作为监管信托机构的主要指标，也不应对信托机构采取与银行一样的“监管费”收取标准和方式。同时，分类监管、信息披露、信用评级、产品标准化、内控机制等也是信托监管的热点问题。我们认为，信托监管应以受托人义务为中心，强化信息监控，以监管促进自由竞争，并激励持续的自觉创新。在我国金融体制不断健全和成熟的大背景下，信托监管部门也应转变监管思维、加强制度建设、降低政策风险、提高导向功能，针对信托机构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依法采取宽严适度的监管措施，为建立有序的信托市场和营造公平的竞争氛围发挥指引作用。我们相信，在明确监管定位、增加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的交流、提高依法监管水平的前提下，“以监管促发展”的信托监管模式必定会逐渐成型。
3、信托业协会。与会者对即将成立的“中国信托业协会”寄予厚望，期待它在加强行业自律、协调监管策略、反映监管意见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监管层希望信托业协会能够缓解当前信托监管力量不足的状况，分担千头万绪的工作；信托业界希望信托业协会能够成为信托机构的代言人，加强与监管层的交流。高传捷司长表示，信托业协会将在协调行业内部和外部关系、联系信托机构与业务主管部门、维护和促进信托业的健康规范发展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监管部门可能会把一些涉及信托公司内部的微观制度委托给信托业协会来制定。信托公司的管理层表示，成立信托业协会旨在加强整个信托行业的团结、对话和自律，消除个别成员的个别违规行为对全行业的不利影响，重塑信托业在监管层和社会公众心目中的崭新形象。我们认为，成立信托业协会将成为信托监管由单一的行政监管向复合的社会监管过渡的新起点，对于整合全行业的资源、反映信托业的利益、建立与银监会的对话机制具有深刻意义。虽然目前的主导思路是，把信托业协会定位为“半官方”机构，直接由银监会管理，以便增强权威性和统摄力。但我们认为，信托业协会最好是民间的、独立的纯行业性机构，成为真正反映信托机构利益的代言人。因为一个能够与监管部门平等、自由对话的行业代表才最符合信托机构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也更有助于监管部门依法监管和提高监管水平。
四、信托产品设计与运作
与会者重点探讨了民事信托、国有资产信托、信托融资、土地信托、房地产信托、资金信托、社保基金等热门话题，既有域外的成功经验，也有本土的有益探索；既有对现实运作的总结，也有对未来发展的设想。例如，江平教授提出民事信托在家庭领域和商业领域的运用，前者主要体现在有效率地财产管理上，以解决我国目前财富管理分散化及由此造成的巨额损耗和浪费，如“家庭信托”；后者则至少在四个方面大有可为：①与职工福利或退休制度结合的信托业务；②与金融机构中长期债权结合的信托业务；③与其它金融商品结合的信托业务；④与不动产结合的信托业务。近年来，信托机构紧跟市场需求，大力研发信托新产品，广泛拓展投资型、管理型和公益型信托业务，极大地彰显了信托在专业理财、高效管理和推动社会公益事业方面的优势。但也不容忽视，层出不穷的信托产品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曲解信托原理，缺少风险评估，违法违规操作，追求短期利益，缺乏稳定盈利，流动性差，等等。
我们认为，信托产品的设计和开发应把信托原理与市场需求紧密地结合起来，既注重对现有资源的有效利用，又体现信托业发展的规律，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不断探索和创新，不断增强信托产品的开放性和多样性。信托具有财产保全、增值、公益和导管等多样化功能[ ]，它通过理财、融资、投资和服务方式已广泛延伸到各个领域，不动产信托、人寿保险信托、离岸信托、信用见证、资产证券化、环境保护等都是时机成熟时可以深度涉入的业务，还可利用信托合法避税的功能研发节税产品。信托机构应努力开发信托资源，确立和巩固自己的核心产品，运用组合投资以分散风险，构建自己特有的客户网络和交易网络体系。监管部门应从制度建设的层面保证信托产品拥有顺畅的流通机制，并为信托产品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激励机制。随着民众信托投资习惯的养成以及越来越理性和成熟地投资，信托产品在设计和开发时也应更好地平衡风险和收益之间的关系。
五、信托业的现状与发展
1、信托业的整体困顿。回首1919年信托业在中国萌生和1979年重新崛起，我们不禁惊叹信托在各种制度环境下的旺盛生命力。但是，追忆25年来信托业的五次清理整顿和其间的种种变故，我们也不由地为信托业的命运多舛而感慨。王连洲先生就直言不讳地指出，长期以来，信托业处在社会多方的打压之下，致使整个行业屡遭创伤、元气大伤，甚至招致社会对信托业未免有些苛刻的思维对待。信托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功不可没，但至今尚未摆脱沉重的历史阴影，也未能彻底改变在公众和领导者心目中欠佳的印象。究其原因，既有历史的，也有现在的；既有外部的，也有内部的；既有决策管理层面的，也有业务经营层面的。由于最近个别信托公司违规受惩，理论界和实务界人士纷纷担忧“第六次清理整顿”不期而至。虽然高传捷司长强调，不大可能出现从前的颠覆性事件，也不会再推倒重来。但我们认为，个别事件引发的危机效应正在逐步扩张，信托业因冲击而面临的整体困顿已不可避免，关键是如何通过发现问题来反思和改革信托业的宿弊。毫不讳言，我国信托业的发展“外强中干”，其制度基础异常脆弱——急功近利的行业定位，缺乏信誉的市场环境，实力悬殊的同业竞争，刚刚起步的法制建设，摇摆不定的发展走向，近乎空白的理论研究，等等。因此，小修小补的改良已无法根治信托业的痼疾，唯有彻头彻尾的改革方能使信托业获得新生，真正走出治乱循环的怪圈。
2、信托公司的边缘化。虽然信托公司是我国信托业的主导，但信托业的范围实际上并不仅仅局限于信托公司，还应包括基金管理公司、资产管理公司等。由于目前信托并非信托公司的专属业务，因此在信托领域与信托公司同台竞争的法人还有很多。从某种意义上讲，信托业的劣势往往也是信托公司的劣势，但信托业的优势并不一定就是信托公司的优势。可以坦言，信托公司的问题比信托业的问题要严重得多，因为基金管理公司、资产管理公司等已呈现出较好的发展态势。高传捷司长指出，在肯定信托公司成绩的同时，对部分公司在法人治理结构、内部控制、风险防范、资产质量、经营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王连洲先生认为，虽然历经数次整顿的信托公司在经营业绩方面并不逊色于其他金融同业，但给社会留下的“坏孩子”形象至今没有大的改变。很多信托公司的管理层都认为，信托公司已处于金融业的边缘，并且这种边缘化的趋势正在步步加剧。因为目前信托只是四大金融支柱中的配角，信托主业的地位并未确立，而且在不公平的市场竞争中经受着同业竞争的巨大冲击。我们认为，信托公司首先应加快内部改革的步伐，诚信为本、合规经营，明确业务定位、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不断提高产品质量、盈利能力和服务水平。信托公司尤其要处理好与地方政府的关系，真正做到“政企分开”和“政资分离”，独立地与地方政府开展市场化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