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凉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平凉市农村五保供养暂行办法的通知
甘肃省平凉市人民政府
平政发〔2006〕191号
平凉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平凉市农村五保供养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直有关部门：
《平凉市农村五保供养暂行办法》已经市政府第58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印发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六年十二月十四日
平凉市农村五保供养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做好农村五保供养工作，保障农村五保供养对象的正常生活，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根据国务院《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和《甘肃省农村五保供养办法》，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农村五保供养是指依照国务院《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和《甘肃省农村五保供养办法》以及本办法规定，在吃、穿、住、医、葬以及未成年人教育方面给予村民的生活照顾和物质保障。
第三条 农村五保供养工作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保障基本生活的原则；
（二）财政供养为主的原则；
（三）集中供养与分散供养相结合，应保尽保的原则；
（四）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第四条 市民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农村五保供养工作。
县（区）民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农村五保供养对象的审批和管理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内的农村五保供养对象的审核、上报和供养工作。
村民委员会协助乡镇人民政府开展农村五保供养对象的申请受理、民主评议、公示、上报和日常生活照料工作。
第五条 其他机关部门、企事业单位、社会各界应当各负其责，共同做好五保对象的供养工作，积极为农村五保供养对象和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提供捐助和服务。
第二章 供养对象
第六条 农村五保供养对象是指符合下列条件的农村老年人、残疾人和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
（一）无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无赡养、抚养、扶养能力的；
（二）无劳动能力的；
（三）无生活来源的。
第七条 农村五保供养对象的确定，应当由村民本人向村民委员会提出申请；因年幼或智力残疾无法表达意愿的，由村民小组或者其他村民代为提出申请。经村民委员会民主评议，对符合本办法规定条件的，在本村范围内公示；公示7日后无重大异议的，由村民委员会将评议意见和有关材料报送乡镇人民政府审核。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自收到评议意见之日起，对申请人的家庭状况和经济条件进行调查核实，在20日内提出审核意见，并将审核意见和有关材料报送县（区）民政部门审批。
县（区）民政部门应当自收到审核意见和有关材料之日起，20日内对上报材料进行复核并作出审批决定。对批准给予农村五保供养待遇的，发给《农村五保供养证书》；对不符合条件的，应当向本人或代为申请人书面说明不予批准的理由。
第八条 农村五保供养对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村民委员会或者敬老院初审，报乡镇人民政府审核，县（区）民政部门核实后，核销其农村五保供养资格，停止其五保供养待遇：
（一）有了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且义务人有赡养、抚养、扶养能力的；
（二）重新获得稳定生活来源的；
（三）年满16周岁，已完成义务教育阶段在校学习生活，且具有劳动能力的。
农村五保供养对象死亡后，村民委员会或者敬老院应当向乡镇人民政府报告，由乡镇人民政府报县（区）民政部门核实后，核销其农村五保供养资格。
第三章 供养内容
第九条 农村五保供养包括下列供养内容：
(一)供给粮油、副食品、生活用水和生活用燃料。
(二)供给服装、被褥等生活用品和零用钱。社会捐助活动中募集的衣被优先用于农村五保供养对象。
(三)提供符合基本居住条件的住房。农村五保供养对象的住房由县（区）民政部门、乡镇人民政府和村民委员会组织修建。
(四)提供疾病治疗。对生活不能自理的农村五保供养对象，各乡镇人民政府、村委会、敬老院要落实专人给予照料。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地方，县（区）民政部门要从农村医疗救助资金中，缴纳五保供养对象的参合资金。对五保供养对象的医疗费，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报销后的个人承担部分，在农村医疗救助中重点给予保障。尚未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地方，县（区）要从农村医疗救助资金中对五保供养对象重点给予救助。
(五)办理丧葬事宜。五保供养对象死亡后，敬老院、村委会负责办理丧葬事宜。乡镇人民政府应当按五保供养对象10个月的供养标准一次性支付丧葬费用，从五保供养经费中核销。其遗产与供养者有协议的，按协议办理；无协议的，由村委会和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协商接收。
农村五保供养对象未满16周岁或者已满16周岁仍在接受义务教育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免除相关费用，提供必要的学习用品，保障他们依法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第四章 供养标准和形式
第十条 农村五保供养标准，由县级人民政府原则上按照不低于上年当地农村居民平均生活消费支出额确定，报市人民政府审定后在本行政区域内公布执行，并根据当地农村居民平均生活消费支出水平的提高适时调整。
市民政、财政部门要加强对农村五保供养标准制定工作的指导。
第十一条 农村五保供养对象实行集中供养和分散供养两种供养形式，农村五保供养对象可以自行选择供养形式。
集中供养的农村五保供养对象，坚持出入自由的原则，签订入住协议，明确相关责任和义务，由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提供供养服务；分散供养的农村五保供养对象，由村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委托的村民、亲友提供照料，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或其他社会组织和志愿者可以为分散供养对象提供有关供养服务。
村民委员会、受委托的代养人和五保供养对象三方要签订供养协议，约定各自的权利和义务，落实服务责任制和帮扶措施。
第五章 供养服务机构
第十二条 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包括农村敬老院和五保供养对象居住点相对集中的五保家园。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建设，以县、乡两级政府为主体，采取独办、联办等多种形式。五保供养服务机构应当具有法人资格，依法承担独立的法律责任。县、乡人民政府利用国有资产举办的五保供养服务机构，应当根据我国事业单位登记管理的有关规定，办理事业单位法人登记；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五保供养服务机构，应当根据我国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的有关规定，办理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登记。
第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把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建设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加大财政投入。福利彩票公益金、社会捐助资金，要划出一定比例用于农村敬老院建设。
第十四条 县、乡两级人民政府要结合小城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灾民建房等工作，按照当地农业人口和乡镇分布等情况，统筹规划，合理布点，对现有乡镇敬老院和乡镇撤并后闲置资产进行整合利用，新建、改扩建敬老院，逐步提高集中供养率和供养水平。
第十五条 县、乡两级人民政府应当为利用国有资产举办的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提供必要的设备、管理资金，并按一定比例配备工作人员，且进行必要的培训。主要管理人员由县、乡人民政府配备；其他服务人员可以面向社会公开招考、招聘，实行合同聘任制管理，落实并不断提高工作人员待遇，维护其劳动权益。
第十六条 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可以开展以改善农村五保供养对象生活条件为目的的生产经营活动。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对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开展各类生产经营活动给予优待照顾和必要的扶持。
第十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挪用、平调和买卖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的土地、房屋及其他财产。
第六章 供养资金的筹集和管理
第十八条 农村五保供养资金，坚持属地管理、分级负担的原则，县（区）人民政府每年按实际供养人数，在县（区）人民政府财政预算中按一定比例安排供养资金。省、市人民政府在财政预算中按一定比例给予适当补助。
第十九条 各级财政、民政部门要对农村五保供养资金实行专户管理，封闭运行。集中供养的，将供养资金直接拨付到供养服务机构；分散供养的，将供养资金拨付到所属乡镇，由乡镇将资金拨付代发金融机构或直接发放到户，并将发放名册报县（区）民政部门核销。
第二十条 有农村集体经营等收入的地方，可以从农村集体经营等收入中安排资金，用于补助和改善农村五保供养对象的生活。农村五保供养对象将承包土地交由他人代耕的，其收益归该农村五保供养对象所有。
第七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依法加强对农村五保供养工作的监督管理。县级人民政府要制定农村五保供养工作的具体规定，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农村五保供养工作的管理制度，并负责组织实施。
第二十二条 各级民政部门对符合五保供养条件的村民要登记造册，建立农村五保供养对象数据库，实行动态管理，做到应保尽保。
第二十三条 各级财政部门要按时足额拨付农村五保供养资金，确保资金到位。
农村五保供养资金，应当专门用于农村五保供养对象的生活，其使用和管理接受财政、审计等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贪污、挪用、截留或者私分。
第二十四条 农村五保供养待遇的申请条件、程序、民主评议、审核审批情况以及农村五保供养的标准和资金使用情况等，应当向社会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关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以及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符合农村五保供养条件的村民不予批准享受农村五保供养待遇的，或者对不符合农村五保供养条件的村民批准其享受农村五保供养待遇的；
(二)贪污、挪用、截留、私分农村五保供养款物的；
(三)有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行为的。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村民委员会组成人员贪污、挪用、截留农村五保供养款物的，依法予以罢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工作人员私分、挪用、截留农村五保供养款物的，予以辞退；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村民委员会或者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对农村五保供养对象提供的供养服务不符合要求的，由乡镇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乡镇人民政府有权终止供养服务协议；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按照五保供养协议负有抚养义务的人，拒绝抚养或虐待五保对象的，乡镇人民政府给予批评教育，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乡镇人民政府有权终止供养服务协议；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九章 附 则
第二十八条 《农村五保供养证书》按照国务院民政部门规定式样，由省民政部门统一印制。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由市民政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2007年1月1日起施行。
认定自首的几个疑难问题
叶良芳 任啸雷
自首是我国刑法确立的一项重要刑罚制度，是我国惩办与宽大刑事政策在量刑方面的具体体现。正确贯彻执行这一制度对于及时侦破案件、分化瓦解犯罪势力、促使罪犯认罪服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正确地认定自首，依法适用刑罚，最高人民法院在1984年4月16日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颁布的《关于当前处理自首和有关问题具体应用法律的解答》的基础上，又于1998年4月17日公布了《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对司法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许多问题给予了明确规定。然而，在具体适用该解释时，就某些问题仍然会时常发生争议，有必要予以分析澄清。
一、“双规”期间供述罪行的，能否成立自首？
行为人主动向纪委投案或者因形迹可疑被纪委盘问教育后如实交代本人犯罪行为的，应当认定为自首，这一点实践中一般不存在疑议。但行为人被纪委“双规”后被迫如实交代自己的犯罪行为的，是否应认定为自首，则有不同意见。有的认为这种行为仍然符合自首的成立条件，应当认定为自首；有的认为这种行为刑法和司法解释都没有明确规定，不应当认定为自首；还有的则认为纪委的“双规”措施相当于司法机关的强制措施，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更为严厉，因此，行为人在“双规”期间如实供述的罪行与纪委所掌握的罪行不是同种罪行的，应当以余罪自首论，如果供述的是同种罪行，则不应当以自首论。笔者认为，对这种情况原则上应当认定为自首。理由如下：1、这种行为符合自首的成立条件。根据刑法第67条的规定，要成立自首，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自动投案；二是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其中，自动投案是如实供述罪行的前提，如实供述罪行是成立自首的关键。因此，“如实供述”应采严格标准，要求单独犯必须如实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共犯必须如实交代自己的以及所知的同案犯的主要犯罪事实，主犯则必须交代所知道的整个共同犯罪的事实。“自动投案”则可采取较为宽松的解释，对投案的对象、时间、场所、方式和动机等不作特别限定，只要行为人出于己意自愿将自己置于司法机关的控制之下，都应当视为自动投案。行为人接到“双规”通知后，虽然到案有一定的被动性，但也经过其自由意志的选择，是自愿接受国家机关的审查和监督，只要其能如实供述本人的罪行，就应认定为自首，这是惩办与宽大刑事政策的必然要求。只有这样，才有利于罪犯自动投案、悔过自新、不致隐藏在社会上继续作案。2、“双规”不属于司法机关的强制措施。根据《行政监察法》第二十条第（三）项规定的“责令有违反行政纪律嫌疑的人员在指定的时间、地点就调查事项涉及的问题作出解释和说明，但是不得对其实行拘禁或者变相拘禁”，以及《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三）项规定的“要求有关人员在规定的时间、地点就案件所涉及的问题作出说明”，是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规定的纪检监察机关查处党纪、政纪案件的必要措施。这种措施虽然也有一定的强制性，但与司法机关的强制措施却有着质的不同。首先，作出的主体不同。目前，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和政府监察部门是采取合署办公的工作方式的，“双规”措施是由行政监察机关和党的纪律检查机关联合作出的，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是由司法机关作出的。其次，适用场所不同。“双规”措施必须在规定的地点进行，但规定的地点不能是司法机关的办公处所、羁押场所和行政部门的收容遣送场所；司法机关强制措施则没有适用场所的限制，根据需要可以在任何场所进行。第三，适用的前提不同。适用“双规”的前提是行为人有违反党纪、政纪的行为；适用司法机关强制措施的前提是行为人正在实施犯罪或者已实施了犯罪或者有实施了犯罪的嫌疑。第四，适用的对象不同。“双规”适用的对象是党纪、政纪违法者，司法机关强制措施适用的对象是现行犯、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因此，被纪委“双规”后而交代违法违纪事实的，不管行为人所交代的事实（包括犯罪事实）是否已经为纪委所掌握，都应视为司法机关未掌握，从而一律适用刑法第67条第1 款一般自首的规定，而无适用该条第2款余罪自首的可能。那种认为如果行为人所供述的罪行如果与纪委所掌握的罪行相同就不能认定为自首的观点，显然是与法律规定相悖的。
实践中，纪委在查处案件时，有可能已经掌握了一定的犯罪线索和证据，基本上可以认定行为人实施了犯罪行为。纪委在对行为人查问核实并作出党纪政纪处分后，即将案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此处情况类似于行政机关移交在执法过程中发现的刑事案件。由于行为人的犯罪事实已为纪委所掌握，行为人又是一般性地承认纪委所指证的犯罪事实，并未供述新的犯罪事实的，所以只能算是坦白，不能认定为自首。实践中还有这样一种情况，即当纪委发现所查处的特定案件有可能构成重大犯罪时，往往会同公安、检察等司法机关对案件展开调查，当对行为人适用司法强制措施后，行为人被迫承认犯罪事实的，则不应认定为自首。
二、劳动教养期间供述罪行的，能否成立自首？
劳动教养是指国家劳动教养机关机关依照劳动教养法规的规定，对违反治安管理、屡教不改的，或者有轻微的犯罪行为，不够或不需要给以刑罚处罚，而又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人，采取限制其人身自由、进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治安行政处罚措施。根据《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的规定，劳动教养的对象是违反治安管理法规，屡教不改的人，或者是有轻微的犯罪行为，但尚不够被追究刑事责任，又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人。被劳动教养的人如实供述本人的罪行的，能否成立自首呢？对此，实践中也有不同意见。有的认为被劳动教养人员丧失了人身自由，类似于服刑犯，因此其只有交代出与劳动教养原因不同的行为的，才可以以余罪自首论。如果交代出的罪行与劳动教养原因相同，只是在程度上更为严重需要适用刑罚的，则不能算是自首。有的则认为如果将劳动教养人员排除在自首主体之外，不利于鼓励其积极改造，与自首制度的立法本意相违背，因此应将劳动教养人员主动交代本人罪行的情况一律作自首处理。笔者认为，劳动教养措施毕竟只是一种行政处罚，它既不同于司法强制措施，也不同于刑罚处罚。行为人的人身自由虽然受到一定的限制，但其意志是自由的，也没有罪行被他人发觉的现实“危险”。因此，行为人在劳动教养期间供述本人罪行的，包括对劳动教养原因的事实作出重大更正和补充，以致有适用刑罚必要的，都应认定为自首。
三、 翻供后，能否成立自首？
实践中常常发生这样的情况，即有的犯罪行为人主动投案后，在前一诉讼阶段尚能如实供述本人的罪行，但在随后的诉讼阶段，如审查起诉阶段、一审阶段、二审阶段等，由于畏惧严厉的刑罚或者受到他人不当教唆等原因，思想上又出现反复，以致又推翻原来的供述。对于这种情况，只要其他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证明行为人实施了指控的犯罪行为的，就应当对其定罪处罚。但行为人先前的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行为能否认定为自首，则有不同意见。根据《解释》规定，如实供述的最后阶段是在一审判决前。换言之，如果被告人投案后，在一审判决前没有如实供述，但在二审期间出于某种动机才如实供述的，则不能认定为自首。笔者认为，原则上只要行为人在任一诉讼阶段有推翻原供、拒不承认本人罪行行为的，即不应以自首认定；只有行为人在整个诉讼阶段自始至终如实供述本人罪行的，方可以自首认定。因为行为人只要有一次翻供行为，就表明其并没有悔罪之心，其主观恶性并没有真正消除或者减弱，对其从轻处罚的法律基础已经消失。另外，司法机关还得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去挖掘搜集其他证据来证明行为人犯罪的成立，因而自首的客观效果亦不复存在。鉴于行为人先前的供述行为没有保持必要的延续性，其积极效果已被其后的翻供行为所抵销，因此，自然就没有适用自首的余地。当然，行为人翻供后，司法机关经过侦查，没有找到其他充分的证据来证明行为人实施了犯罪行为，而行为人重新又如实供述的（包括在二审供述），则仍应认定为自首。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还要注意区分翻供与辩护、上诉的界限。辩护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根据事实和法律，针对控诉提出材料，发表意见，进行反驳和辩解的一种诉讼行为。辩护既可以针对案件的事实认定问题进行，也可以针对案件的法律问题进行。对法律适用问题进行辩护时，由于与案件的事实问题无关，故不存在行为人翻供的可能。而案件的事实认定问题又可分为对构成要件事实的认定和对非构成要件事实的认定。当对案件的构成事实问题进行辩护时，由于其影响案件的定性，行为人对部分或全部事实进行否认，即可能导致整个犯罪不能有效成立，等于推翻了先前的有罪供述，应当认定为翻供；当对案件的非构成事实进行辩护时，由于其主要影响对案件的量刑，不影响对案件的定性，不能否定行为人先前的有罪供述，故不得认定为翻供。总之，只要行为人的辩解与其先前的供述没有原则性的分歧，只要行为人对基本的犯罪构成事实没有否认，均是行为人依法行使辩护权，不能认为是翻供。一审判决作出后，行为人依法提出上诉，是其行使上诉权的表现，如果在二审过程中行为人没有否认先前的供述，同样不能以上诉行为来否定其先前的自首行为。另外，如果行为人翻供的内容不是主要犯罪事实或者实事求是地纠正了先前某些不实的供述，如实供述了整个犯罪事实，则仍应认定其如实供述了罪行，并不影响自首的成立。
四、 供述同种罪行的，能否成立余罪自首？
根据《解释》的规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已宣判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罪行，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或者判决确定的罪行属不同种罪行的，以余罪自首论；属同种罪行的，则以坦白论。这一规定具有法律效力，实践中应当严格予以适用。但是，具体适用这一规定时仍时有争议，焦点在于行为人供述的罪行与判决已确定或者司法机关已掌握的罪行是同种罪行的，应否认定为自首。笔者认为，从法理上讲，应当予以认定。理由是：1、这一解释与法律规定不符。从刑法第67条第2款的规定来看，仅是规定余罪自首必须是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其他罪行”，即司法机关还没有发现的罪行，并没有限定行为人供述的罪行必须是异种罪行。《解释》将其限定为同种罪行，显然缩小了余罪自首的成立范围，不利于对被告人权益的保护。从刑法解释的一般原理来看，对某个条款、字词等无论是作扩张解释还是限制解释，都必须是有利于被告人的。这一解释违反了这一基本规则，属于不当解释。2、这一解释没有准确把握自首行为的实质。自首行为的意义在于行为人的主动供述行为既免除了司法机关为侦破查明案情所需的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财力，从而节约有限的司法资源，又反映出行为人主观上的认罪服法及人身危险性的消除或减弱。行为人所供述的罪行是同种罪行还是异种罪行，是供述罪行与先前罪行是否具有同一性、耦合性的问题，并不是供述行为本身是否成立的问题，更与所供述的罪行的性质、情节、社会危害性等因素无关。无论行为人所供述的罪行类型、性质如何，供述行为的本质都是一样的，都是犯罪分子犯罪后自愿将自己置于受国家追诉的地位，体现了犯罪分子悔罪自新的主观心理态度。既然行为的性质是一样的，处理上就不应区别对待。3、《解释》将这种情况作坦白处理对行为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不够完整。因为坦白是一种酌定情节，司法机关可以考虑从轻处罚，也可以考虑不予以从轻处罚。如王某因受贿2万元而被司法机关拘留，在审讯中他主动供述了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另外一次受贿9万元的行为。法院审理中因未考虑被告人这一供述情节，未对被告从轻处罚，使被告在服刑过程中一直申诉不断，影响了教育改造的效果。4、这一规定使认定自首会受司法人员主观意志的影响。定罪是主观对客观进行判断的一种活动，其结论难免带有个人意志色彩。但是，将是否是自首与罪行的类型联系起来，则会导致不恰当的结果。如李某因犯故意伤害罪在服刑期间如实供述了另一起伤害他人致死的案件，合议庭成员在认定这一行为的性质时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有的认为应定故意伤害罪，有的认为应定故意杀人罪，由此造成了适用自首与否的分歧。这种将罪行的类型与自首的认定混为一谈的做法的弊端可见一斑。5、这一解释不利于刑法理论的创新。众所周知，如果对同种罪行适用自首的话，根据目前的刑法理论，尚欠缺司法可操作性。因为行为人在服刑期间供述同种罪行，尚可先对新罪适用自首的规定判处刑罚，再按照刑法第70条的规定将前后两个判决所判处的刑罚进行并罚。但行为人在被采取强制措施期间供述同种罪行适用自首则存有困难，因为司法惯例是判决宣告前对同种数罪不适用数罪并罚，而是作为一罪处理。如果对行为人其中一次的犯罪行为适用自首，则这一次自首有无溯及所有犯罪行为的效力，在判决书中该如何表达，又该如何适用刑罚等问题都有待明确。笔者猜测可能是为了方便操作，《解释》便将这种行为一概作坦白处理。但这种因噎废食的作法既不利于促使罪犯认罪服法，也不利于刑法理论的创新。建议最高人民法院重新审视这一规定，作出恰当的合理的解释。(作者单位：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宁波市人民检察院)
备注：本文发表于《法学杂志》2001年第5期，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