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体制就是相互影响和制约的体系。体制健康的基本要求是体制上每个元素的自我实现。任何一个元素不能自我实现均会造成体制弊病。
元素在体制上的自我实现也受体制束缚，元素只能在这种束缚下实现自我。体制总归是一些影响和制约的总和，对元素来讲，体制是外在力量，这种力量助长或者限制其自我实现。当然元素本身也构成体制的力量，作用和影响于其它元素的自我实现。
　　如果体制上某些元素难以自我实现，特别是这种难以实现主要源于体制上的束缚，就应考虑是否存有体制弊端；反之，如果体制上某些元素的自我实现超好，体制束缚太松，从而影响其它元素的自我实现，这也应考虑是否属于体制弊端。
　　体制健康应界定为所有元素的自我实现，也就是说体制上每一个元素的自我实现均处于理想状态，才构成一个健康的体制。
　　体制的优良与否应综合分析体制上所有元素的自我实现。
　　下面我以人体、一般社会组织体和司法体为例分析这些观点。
　　以人体为例，各个器官都要自我实现——器官功能的正常发挥即是器官的自我实现。任何一个器官不能自我实现都会使人体病变。人体健康在根本上要求所有元素的自我实现，并非只希求部分元素自我实现，而忽略其余。心肝肺脾功能各异，但是各自正常自我实现才构成健康的人体；眼耳口鼻手足都为脑所用，然而并无贵贱高低之分，任一元素不能不自我实现均可损害人体健康。所以健康的人体要求人体上任一元素都处于自我实现的状态，尽管各个元素自我实现的内容并不相同。
　　同时，元素的这种自我实现既需要体制的助长，也受体制的束缚。以胃为例，这个器官以消化食物为乐。如果正常消化，它是快乐和自我实现的。但是，它在体制上的自我实现必须依靠心脏供给血液等等，人体上的其它元素为它的自我实现创造了条件，可以说只有在人体之中，胃才成其为胃。同时，胃又不能过于自我实现。如果消化功能超强，一胃独大，势必加重心脏负担，削弱大脑的血液供给等等，一定会影响其它元素的自我实现，从而产生体制病变。所以，胃只有在这种助长和制约的适度空间下，充分实现自我又不影响其它器官的自我实现，自身才最为舒适，人体也最为健康。所以体制的助长和束缚力应在元素自我实现的层面实现均衡，这样元素和体制都将处于舒适自然的状态。两者的紧密联系是：所有元素的自我实现促进了人体的均衡健康，这种均衡又反过来保证了所有元素的自我实现。
　　在社会上，同样有很多体制可以相对分析。
　　在企业单位，从领导到普通员工，就形成了一个体系。单位内部不同的科室和部门也形成一个体系。它们正像人体上的器官，都有自己的功能。所有元素的自我实现就是整个体制健康的基本要求。
　　董事长可以坐在舒适的办公室处理公司事务，而技术工人可以在脏累的车间辛苦劳作，如果两者均自我实现，那么他们就都是快乐的，尽管工作环境、内容和权限有很大不同。相反，如果董事长不断的对一线工人指手划脚，以致于工人无所适从成为附属，如果工人不能自我实现，只剩下董事长的自我实现，那么，这一体制就存有弊端。如果能压缩董事长自我实现空间，保障一线工人正常的自我实现，这一体制将改良。所有元素的自我实现是体制健康的基本要求。
　　在不同级别的组织机构之间也存在这个关系。比如上级行政机关与下级行政机关构成的行政体制中，如果上级行政机关太强，以致于影响和制约了下级行政机关的自我实现，就会出现下级成为上级的附属。从而体制呆板，没有活性和创造力，处于病态。如果上下级都能充分自我实现，整个国家行政体就是一个健康的体制。
　　在法院系统也是如此。从最高院到最基层人民法院每一级法院都是法院系统上的一个元素。这一系统是否健康要考察每一个元素的自我实现。如果只是上级法院发号司令，下级法院只需要服从，或者说上级法院自我实现能力超好，以致于下级法院成为附属，体制应界定为不良。比如，一审法院案件审理过程中向二审法院请示案件的处理，然后按照二审的指示处结。在这里一审法院的自我实现被削弱，案件本该由其自行审判不应由二审法院做出指示。但是基于上下级法院以及办案法官个人利害等因素的制约，使一审成为二审的附属，上下级法院的这种关系应界定为体制弊病。因为它缺少一审法院的自我实现，尽管请示也是其“情愿”。
　　在体制内不同元素的权限定然有异，但它们自我实现的需求并无差异。下级法院本就受制于上级法院，但是他们完全可以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自我实现并快乐着。否则，就是一个失衡有病需要改变的体制。
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应当是自上而下所有元素的自我实现。不仅仅是各级法院机关，而且应当是从最高院首席大法官到最基层法院最一线的审判员，体制应创造条件让他们自我实现。各级法院所有法官的自我实现是司法体制健康的基本要求，司法体制的健康也必能促进前者的自我实现。
　　如果在我们的审判体制上只少数人能够很好的自我实现，大多数人则成为附属，没有自我，不能发挥正常的功能，那么这就是一个需要改变的体制。我之追求正是体制上所有元素的自我实现，尽管他们各有自己不同的权限和功能，而这正好能促进体制之健康。
　　我由体制是元素对体制的服从，体制由我是元素的自我实现。所有元素的自我实现是体制健康的基本要求。而健康的体制又为所有元素的自我实现创造了条件。评价一个体制就要看是不是体制上所有元素均自我实现。如果体制有弊端，改进一个体制也是为了促进体制上所有元素的自我实现。如果所有元素均自我实现，体制就将均衡健康没有弊病。
　　因而体制上所有元素的自我实现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分析研究体制时应密切关注体制上所有元素的自我实现。


一般合同欺诈行为与合同诈骗罪的区分

谢 斌


　　随着经济的发展，各式各类的合同已逐渐增多，而随着引起的合同纠纷也逐年增多，其中欺诈性合同纠纷和合同诈骗罪如何区分一直存在着不小的争议，下面笔者简要分析一般欺诈合同行为和合同诈骗罪的区分。
　　一般的合同欺诈行为，是指签订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故意告之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在违背其真实意思的情况下，签订和履行合同的行为。
　　合同诈骗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数额较大的财物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对合同诈骗罪如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一)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二)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三)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四)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五)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
　　准确界定一般合同欺诈行为与合同诈骗，必须分清两者的构成要件：
　　合同欺诈行为的构成要件为：1、行为人在主观上有欺诈的故意，并以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为目的。2、在客观上，行为人实施了欺诈行为。行为人具有告之对方虚假情况，或隐瞒真实情况的客观表现。行为人既可表现为作为的方式，也可表现为本应作为而不作为的方式。3、相对人因受欺诈而陷入错误。对合同内容及其它重要情况产生认识缺陷。而这种错误认识是因行为人的欺诈行为所致，即相对人的错误与行为人的欺诈行为之间有因果关系。4、相对人因错误认识而为意思表示，与行为人签订合同或履行合同。错误的意思表示是以错误的认识为直接动因。
　　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为：1、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凡达到刑事责任年龄且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能构成本罪，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一条的规定，单位亦能成为本罪的主体。因为本罪是在合同签订和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主体当然是合同当事人的一方。2、合同诈骗罪侵害的客体为复杂客体，即既侵犯了合同他方当事人的财产所有权，又侵犯了市场秩序。3、犯罪的主观方面只能依直接故意构成，且以非法占有目的。间接故意与过失不构成本罪。4、犯罪的客观方面表现在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实施了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其客观表现形式主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的列举事项。
　　如何区分合同诈骗罪与一般合同纠纷：
　　两者的相似之处：1、两者均是在民事交往过程中，都以合同形式出现；2、都表现为对特定物的非法占有；3、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对合同所规定的义务都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4、合同诈骗罪在客观行为上表现为虚构事实或隐瞒事实真相，合同纠纷中的当事人有时也伴有欺骗行为。
　　两者的本质区别在于行为人主观上有无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刑法规定的合同诈骗手段是“虚构事实或者隐瞒事实真相”，合同法和民法通则规定的民事欺诈的是“以欺诈、胁迫手段”。民事欺诈是希望合同的履行，通过合同的履行实现骗得非法钱财的目的，而合同诈骗是主观不希望履行合同。
因此，在区分两者时，应全面考察行为人以下各方面的客观因素：
　　(1)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有无履约能力。行为人有完全履约能力，但行为人自始至终无任何履约行为，而以欺骗手段让对方当事人单方履行合同，占有对方财物，应认定为合同诈骗；有部分履约能力，但行为人自始至终无任何履约行为，而以欺骗手段让对方当事人单方履行合同，占有对方财物，应认定为合同诈骗；没有履行能力，但是签订合同后具备履行能力，并按合同实际履行的，则只构成民事欺诈。
　　(2)行为人在签订和履行合同过程中有无诈骗行为。在签订和履行合同过程中，行为人在事实上虚构了某些成分，但是并未影响合同的履行，或者虽然合同未能完全履行，但是本人愿意承担违约责任，足以证明行为人无非法骗取他人财物的目的，故不能以合同诈骗罪论处。
　　(3)行为人在签订合同后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行为。实际存在的履行行为，必须是真实的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而不是虚假的行为。
　　(4)行为人对取得财物的处置情况。如果行为人将取得的财物全部或大部分用以挥霍，或者从事非法活动、偿还他人债务、携款逃匿、隐匿财物且拒不返还等，应认定为行为人有 “非法占有”之故意，其行为构成合同诈骗。
　　(5)行为人未履行合同的原因。影响合同未履行的原因包括主客观两种情况。行为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享受了权利，而不愿意承担义务，表明合同未履行是由于行为人主观上造成的，从而说明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应以合同诈骗论处。但是，如果合同当事人享受了权利，自己尽了最大努力去承担义务，只是由于客观上发生了使行为人无法预料的情况，导致合同无法得到全面履行，这种情况下，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应以合同纠纷处理。


荔浦县人民法院 谢 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