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审判中刑事和解协议效力的认定/刘 丽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12 19: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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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审判中刑事和解协议效力的认定
——浙江宁波中院判决翁明奎诉毕君等合同纠纷案
裁判要旨
对于加害人和被害人达成刑事和解协议后加害人反悔的案件，民事审判应当按照合同纠纷来审理，通过对和解协议法律效力的审查，依据协议的内容作出判决。
案情
2008年1月和8月，被告毕君两次向原告翁明奎共借得200万元。2009年9月，毕君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捕。2010年11月18日，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作出（2010）甬镇刑初字第277号刑事判决，判决毕君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毕君不服该判决，向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在二审期间，翁明奎与翁建英（毕君妻子）、张亚君在孙福强见证下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如毕君被终审判处缓刑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等被释放，由翁建英代毕君向翁明奎支付100万元，于协议签订时先支付50万元，另50万元从2011年1月起分五个月每月底前支付10万元，并由张亚君对翁建英承诺的该付款义务（2011年1月起分期付款的50万元）承担担保责任。翁明奎与毕君签订和解协议一份，约定翁明奎同意毕君付给翁明奎100万元了结双方之间的所有债权债务，前述毕君支付100万元的方法按照2010年12月27日翁明奎与翁建英、张亚君三人所签的协议条款履行。
对毕君的要求，翁明奎表示理解并同意。2010年12月27日，翁建英支付了翁明奎50万元，翁明奎向宁波中院出具了对毕君的谅解书，要求对其从轻从宽判处。
宁波中院于2011年1月7日作出（2010）浙甬刑二终字第416号刑事判决，判决毕君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
但此后，毕君、翁建英并未支付余款50万元，张亚君也未承担保证责任。2011年5月，翁明奎诉至镇海区法院，请求判令被告毕君、翁建英立即返还原告50万元，被告张亚君承担连带责任。
裁判
镇海区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翁明奎与翁建英、张亚君所签订的协议及翁明奎与毕君所签订的协议均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双方均应按照协议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原告翁明奎已按照协议约定出具了谅解书，且毕君被终审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故被告毕君、翁建英应按约向原告翁明奎履行付款义务，被告张亚君应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
据此，镇海区法院判决：被告毕君、翁建英支付原告翁明奎50万元，被告张亚君对被告毕君、翁建英应履行之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宣判后，毕君等三被告不服一审判决，向宁波中院提起上诉。
2011年9月22日，宁波中院经审理后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并无不当。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1．刑事和解协议的主体。签订刑事和解协议的主体应具有理性表达意志的自由，对和解后果有清醒的认识，具有履行和解协议的能力并能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刑事和解协议签订人必须是完全行为能力人，无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的法定代理人可以代理其签订协议并履行非人身性的义务。就身份而言，只有被害人和加害人才能成为协议主体。就法定资格而言，非被害人或加害人必须具备法定的资格，加害人被羁押的，尽管协商和签订不可能在羁押场所一次性完成，但是在有加害人明确授权的律师进行代理的情况下，可以由律师与被害人进行协商并签订和解协议。本案中，毕君为大学文化，曾系某银行支行行长，而毕君妻子翁建英系某银行职工，两人均能够清楚地认识到和解协议的后果，并能承担相应的责任，能够作为协议的一方当事人。
2．刑事和解协议的真实自愿。在主观方面，签订刑事和解协议应当是当事人自愿、真实的意思表示。本案中，毕君妻子翁建英和翁明奎协商包括最终签订协议，律师也始终在场，虽然毕君被羁押于看守所，签订双方未能面对面进行协商，但毕君辩护律师将和解决定的法律后果告知了毕君。在该案开庭审理时，毕君辩护律师将翁明奎与毕君签订的和解协议、翁明奎的谅解书作为证据提交给法院，毕君对法庭表示对该和解协议没有意见。故三被告在签订协议时应当能够完全获知本人的权利和协议的法律后果，签订本案所涉协议应视为三被告真实意思表示。
3．双方达成的合意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和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既然刑事和解协议本质是明确双方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民事协议，在民事审判中，法官应审查和解协议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并对公共利益进行考量。本案庭审中，被告毕君辩称涉讼和解协议以毕君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刑事案件的定罪量刑为前提条件，违反了宪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强制性规定。对此，笔者认为，在公诉案件中，当事人双方在刑事和解中就犯罪人刑事责任的处理只是达成一种意向，当事人的处理意向并不发生法律效力，具体如何处理必须由司法机关给予裁决。司法机关对于双方当事人就民事赔偿达成协议的刑事案件，在判刑时对犯罪行为人从轻处罚，也主要是考虑其悔过情况、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情况，而不是金钱与刑事处罚的交易。即在公诉案件的和解中，当事人直接处分的是民事权益（可能间接影响刑事部分的处理），而不是刑罚权。故本案和解协议以刑事案件的定罪量刑为前提条件并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也未损害公共利益。
本案案号：（2011）甬镇商初字第384号；（2011）浙甬商终字第758号
案例编写人：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刘 丽 谢春华
——浙江宁波中院判决翁明奎诉毕君等合同纠纷案
裁判要旨
对于加害人和被害人达成刑事和解协议后加害人反悔的案件，民事审判应当按照合同纠纷来审理，通过对和解协议法律效力的审查，依据协议的内容作出判决。
案情
2008年1月和8月，被告毕君两次向原告翁明奎共借得200万元。2009年9月，毕君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捕。2010年11月18日，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作出（2010）甬镇刑初字第277号刑事判决，判决毕君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毕君不服该判决，向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在二审期间，翁明奎与翁建英（毕君妻子）、张亚君在孙福强见证下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如毕君被终审判处缓刑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等被释放，由翁建英代毕君向翁明奎支付100万元，于协议签订时先支付50万元，另50万元从2011年1月起分五个月每月底前支付10万元，并由张亚君对翁建英承诺的该付款义务（2011年1月起分期付款的50万元）承担担保责任。翁明奎与毕君签订和解协议一份，约定翁明奎同意毕君付给翁明奎100万元了结双方之间的所有债权债务，前述毕君支付100万元的方法按照2010年12月27日翁明奎与翁建英、张亚君三人所签的协议条款履行。
对毕君的要求，翁明奎表示理解并同意。2010年12月27日，翁建英支付了翁明奎50万元，翁明奎向宁波中院出具了对毕君的谅解书，要求对其从轻从宽判处。
宁波中院于2011年1月7日作出（2010）浙甬刑二终字第416号刑事判决，判决毕君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
但此后，毕君、翁建英并未支付余款50万元，张亚君也未承担保证责任。2011年5月，翁明奎诉至镇海区法院，请求判令被告毕君、翁建英立即返还原告50万元，被告张亚君承担连带责任。
裁判
镇海区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翁明奎与翁建英、张亚君所签订的协议及翁明奎与毕君所签订的协议均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双方均应按照协议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原告翁明奎已按照协议约定出具了谅解书，且毕君被终审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故被告毕君、翁建英应按约向原告翁明奎履行付款义务，被告张亚君应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
据此，镇海区法院判决：被告毕君、翁建英支付原告翁明奎50万元，被告张亚君对被告毕君、翁建英应履行之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宣判后，毕君等三被告不服一审判决，向宁波中院提起上诉。
2011年9月22日，宁波中院经审理后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并无不当。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1．刑事和解协议的主体。签订刑事和解协议的主体应具有理性表达意志的自由，对和解后果有清醒的认识，具有履行和解协议的能力并能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刑事和解协议签订人必须是完全行为能力人，无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的法定代理人可以代理其签订协议并履行非人身性的义务。就身份而言，只有被害人和加害人才能成为协议主体。就法定资格而言，非被害人或加害人必须具备法定的资格，加害人被羁押的，尽管协商和签订不可能在羁押场所一次性完成，但是在有加害人明确授权的律师进行代理的情况下，可以由律师与被害人进行协商并签订和解协议。本案中，毕君为大学文化，曾系某银行支行行长，而毕君妻子翁建英系某银行职工，两人均能够清楚地认识到和解协议的后果，并能承担相应的责任，能够作为协议的一方当事人。
2．刑事和解协议的真实自愿。在主观方面，签订刑事和解协议应当是当事人自愿、真实的意思表示。本案中，毕君妻子翁建英和翁明奎协商包括最终签订协议，律师也始终在场，虽然毕君被羁押于看守所，签订双方未能面对面进行协商，但毕君辩护律师将和解决定的法律后果告知了毕君。在该案开庭审理时，毕君辩护律师将翁明奎与毕君签订的和解协议、翁明奎的谅解书作为证据提交给法院，毕君对法庭表示对该和解协议没有意见。故三被告在签订协议时应当能够完全获知本人的权利和协议的法律后果，签订本案所涉协议应视为三被告真实意思表示。
3．双方达成的合意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和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既然刑事和解协议本质是明确双方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民事协议，在民事审判中，法官应审查和解协议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并对公共利益进行考量。本案庭审中，被告毕君辩称涉讼和解协议以毕君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刑事案件的定罪量刑为前提条件，违反了宪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强制性规定。对此，笔者认为，在公诉案件中，当事人双方在刑事和解中就犯罪人刑事责任的处理只是达成一种意向，当事人的处理意向并不发生法律效力，具体如何处理必须由司法机关给予裁决。司法机关对于双方当事人就民事赔偿达成协议的刑事案件，在判刑时对犯罪行为人从轻处罚，也主要是考虑其悔过情况、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情况，而不是金钱与刑事处罚的交易。即在公诉案件的和解中，当事人直接处分的是民事权益（可能间接影响刑事部分的处理），而不是刑罚权。故本案和解协议以刑事案件的定罪量刑为前提条件并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也未损害公共利益。
本案案号：（2011）甬镇商初字第384号；（2011）浙甬商终字第758号
案例编写人：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刘 丽 谢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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