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刑法修正案( 八)》在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后增加一条，将醉酒驾驶机动车纳入刑法规范范畴，并规定了拘役，并处罚金的刑罚。该修正案施行一年多以来，全国司法机关均已处理多起醉酒驾车案，就审判机关而言，在司法实践过程中针对醉酒驾车的处理尚存在若干问题，探讨妥善解决受理醉酒驾车案遇到的困境，建立完善刑事审判实践中司法处理程序，消除影响正确恰当地适用危险驾驶条款的因素，是审判机关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根据各地审理醉驾案所反映出来的问题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笔者认为目前审理醉驾案主要存在如下困境：

　　一、醉酒驾车的标准认定问题

　　从国外来看，醉酒状态的判断采用的是司法确定标准，并处于不断修正的状态。例如，德国关于醉酒状态的判断有相对不能和绝对不能两个标准，机动车驾驶人在血液中酒精含量达到1.1‰时为绝对驾驶不能，即不论身体状况如何均应当认定为醉酒；而酒精中血液含量在此之下的，则根据行为人的身体的具体状况判断是否属于醉酒。我国制定的醉驾 标准是驾驶人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等于） 80 毫克 /100 毫升规定车辆驾驶人员血液酒精含量大于或等于20mg/100ml小于80mg/100ml属于酒驾;血液酒精含量大于或等于80mg/100ml的属于醉驾。（1）可见，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关于醉驾行为的认定并不是以行为人的意识为标准而是按照其血液中的酒精含量来确定。笔者认为，笼统规定行为人酒精中含量到达一定程度时属于醉酒驾驶相对比较片面。从医学角度来讲，由于个人体质差异等方面的原因其血液中可承受的酒精浓度也有所不同，单纯以统一的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作为认定醉驾的标准无法体现个体差异性，对于酒量不同的人有失公允。因此，采用相对醉酒标准（血液中酒精含量达到此标准时，再辅之以判断行为人的具体状况，以判断行为人是否处于醉酒状态）和绝对醉酒标准（酒精含量达到此标准时，不论行为人的具体状况如何，一律认定为醉酒状态）双标准相结合的办法来判断行为人是否符合危险驾驶罪的构成要件，相对较为科学合理。当然，在审判实践中采用两个判断标准是否可行，具体如何操作等问题，需要经过长期的实践论证才能进一步完善。

　　二、司法实践中界定危险驾驶罪与其他罪名的竞合问题

　　准确区分罪与非罪，此罪彼罪的问题，是正确适用法律，确保司法公平正义的基本条件。

　　（一）准确区分危险驾驶罪与以危害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醉酒驾车同时危害公共安全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在司法实践中如何准确界定危险驾驶罪与以危害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关系到法律的正确适用，必须谨慎对待。

　　1．在危险驾驶罪中，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属于抽象危险犯，通常情况下，不需要判断行为所引发的危险程度，只要行为出现，即构成该罪。（2）考虑到抽象危险性行为具有转化为具体危险的较大实现可能性，因此为保护法益，只有醉酒驾车处出现抽象危险时，才能构成该罪。

　　2．危险驾驶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局罪主观构成有区别，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主观上有故意的性质、具有具体危险性，而危险驾驶罪中的醉酒驾驶属于过失犯罪范畴。醉酒后丧失驾驶能力驾车在车流量行人多的道路上驾驶机动车高速行驶，客观上已经对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财产构成现实威胁，与刑罚规定的“放火、决水、爆炸”等危险行为完全相当，类似情况下认定行为人行为上具有主观故意性，客观上已经给不特定多数人生命财产构成重大威胁，因此应当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

　　（二）准确区分危险驾驶罪与交通肇事罪区别

　　醉酒驾驶导致交通事故行为在日常生活当中并不少见，司法实践上，应当如何区分危险驾驶中醉酒驾驶与交通肇事的关系，笔者认为，从主观构成来看，二者均不成立主观故意，客观方面，交通肇事罪构成要具有“因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情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二款规定：“交通肇事致一人以上重伤，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并具有酒后驾驶机动车辆的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行为人行为刑法已经明确规定为危险驾驶罪，未引发交通事故，或者已经发生交通事故未造成一人以上重伤或者他人重大财产损失的，要以危险驾驶罪定罪处罚；行为人行为同时构成危险驾驶罪与交通肇事罪的，根据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第二款的规定，有危险驾驶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司法实践上，行为人行为同时构成危险驾驶罪和交通肇事罪的构成的，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

　　三、惩治酒后驾驶所需要解决的程序问题

　　司法机关惩治酒后驾驶行为，当前争议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实体问题上，对于办理醉驾刑事案件的程序问题其实也有大量需要逐步完善的地方。英国哲学家培根曾指出，一次违法行为，污染的只是河流，而一次不公正的判决，污染的却是水源。事实上，程序问题对醉酒驾车案件办理的影响比实体问题更加深远，很多程序问题直接影响到本罪查处的公正性、合性，甚至关系到能否最终实现立法者设立这一罪名的初衷。

　　（一）强制措施方面

　　对醉驾嫌疑人适用强制措施问题主要集中在能否适用逮捕措施以及不适用逮捕又如何保证诉讼顺利进行等几方面。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只有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才可以适用逮捕措施。显然由于危险驾驶罪的最高刑为拘役在不同时涉嫌其他犯罪的情况下不可能被判处有期徒刑，因此不能适用逮捕措施。（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69条第一款关于拘留羁押期限的规定：“公安机关对被拘留的人，认为需要逮捕的，应当在拘留后三日以内，提请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在特殊情况下，提请审查批准的时间可以延长一日至四日。”意思是说，一般情况下，司法机关无法对醉驾行为人实施逮捕，那么羁押期限最长只有七日，七日之内，公安机关要完成案件侦查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检察机关审查完毕移送法院审理，三步骤要在七日之内完成，这显然与我国的司法实际情况不相符合。否则任何一环节时间超过七日，公安司法机关只能对醉驾行为人变更强制措施，这给惯于采取羁押方式办理刑案的公安司法机关带来较大挑战，由于醉驾刑事案件比较常发大量案件的集中办理以及羁押时限的紧张势必给正常的司法办案带来较大冲击，甚至对刑事司法的公正性产生影响。（4）笔者认为，我国可供利用的司法资源极其有限并且分布极不均匀，如果所有的醉驾行为都与普通刑事案件一样进行追诉和审理，这将极大削弱《刑法修正案八》对醉驾行为进行规制的力度，甚至会造成已经不堪重负的司法系统更加捉襟见肘。基于醉驾刑事案件有较其他刑事案件不同的特点：如案情相对简单、证据要求较易满足以及办案程序相对固定等等，司法机关可以根据这些特点，制定专门的办理醉驾刑事案件的简易程序，优化办案程序，以减缓案件积压产生的办案压力，确保司法公正性，不能单纯为了办案数量或者为了严厉打击醉驾行为而牺牲刑事司法的公正性。

　　（二）对特定程序下证据认定

　　尽管危险驾驶罪属于轻罪，行为人在接受刑事处罚的同时必然要承受其他一系列严重的不利后果。任何刑罚，对行为人往后的生活和就业都会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正是基于犯罪直接或间接产生的一系列严重后果，醉驾行为人面对酒驾查处会产生惧怕、排斥心理进而可能采取一些规避行为影响醉驾刑事案件查办。实践中一些驾驶员为了规避法律，在交警查处酒驾又无法逃避时会当场饮用随身携带的白酒 以造成驾后饮酒而不是酒后驾车的假象，对这种行为在处理上、证据认定上的确存在难题。主要是抽血鉴定结论受到质疑和挑战，鉴定结论是认定醉驾最为关键的证据，其作用在于证明行为人在驾车状态下的血液酒精浓度。在上述情形下，血液酒精浓度的精确度必然受到驾后饮酒的干扰。笔者认为，在存在驾后饮酒行为但能在极短时间内抽取血液的情况下，仍可以视情况采纳鉴定结论作为定案依据，从医学角度来讲，酒精进入血液并达到相应浓度需要一定的时间，如能在短时间内抽取血液 必将增强鉴定结论的可采性。当然，该鉴定结论是否可采及可采度必须有专业科学知识的支撑法官不能仅凭内心判断而认可或否定鉴定结论。但在行为人驾后饮酒又不能及时抽血的情况下问题就比较复杂了，尽管酒驾者的行为情节比较恶劣，但对于刑事司法而言，对于恶劣情节只有在行为本身构成犯罪以后才可以进行评价，而此种情形下鉴定结论很难证明行为人驾车时的血液酒精含量 按照一般程序认定犯罪非常困难。笔者认为在任何情况下对刑事案件的办理都应当满足犯罪事实清楚，据确实充分的要求。在关键证据存有瑕疵影响主要事实认定的情况下，法官不能依照现有鉴定结论径自定罪量刑。刑事司法实践中比较有效可行的办法是在查处酒驾时做好周密部署，从证据源头上防止此类情况发生，确保所采集的证据客观真实。

　　四、危险驾驶罪量刑问题

　　危险驾驶是一种多发性犯罪。由于法律规定刑事处罚比较抽象，全国各地法院的醉驾案裁判结果各式各样，量刑非常不均衡。据相关统计资料显示，2009年1月至8月，全国共发生酒后或醉酒驾车交通肇事3206起，造成1302人死亡。其中，酒后驾车肇事2162起，共造成839人死亡；醉酒驾车肇事1044起，造成409人死亡。 醉酒驾车犯罪呈多发、高发态势，危害更加严重，一次至多人死伤的案件屡有发生。如成都孙伟铭案，江苏南京张明宝案，均系醉酒引发的重大肇事案件，严重危害了道路交通安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权，引发了社会舆论和媒体的广泛关注。这种背景下，刑罚修正案八出台，将醉酒驾车纳入刑法规制范围，并规定了最高六个月拘役的刑罚。刑事审判实践中，针对醉酒驾车而构成危险驾驶罪的行为量刑上没有统一标准，各地审判机关量刑时出现较大偏差，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律权威和司法的统一性。

　　在缓刑适用问题上，各地审判机关情况各异。醉酒驾驶常出不穷，作为一种常见多发的犯罪类型，各地法院判决不均衡，适用缓刑程度各异，这种现状显然有悖于当初设立此罪的目的，不仅不利于打击醉驾行为，而且导致外界对司法审判居中裁判的合理性、对法律的公正性产生了质疑。其原因有一些几个方面:

　　（一）量刑情节多样化，法官自由裁量空间较大

　　《刑罚修正案（八）》规定醉酒驾驶的量刑幅度为且仅为一至六个月拘役，没有明确法定量刑加重情节，对于酒后驾车自首的认定存在较大争议，缺乏统一的量刑标准，给予法官自由裁量空间较大。另一方面，各地区出现的酒驾案各不相同，量刑情节方面，血液中酒精含量、对社会所造成的影响、经济损失的大小，悔罪态度、甚至罚金缴纳情况都可能成为影响法官自由裁量的因素。

　　（二）量刑不均是新型犯罪的必然

　　作为新型的犯罪类型，在探索新型犯罪量刑标准过程中，难免因经验不足，缺少指导性案例导致不同地区量刑不均的局面。要解决因经验不足等主观原因而导致不同地区量刑不均的问题，首先要加强不同区域法院审判类似案子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对相关主要影响量刑因素予以确认；其次，要加大醉驾案宣传力度，通过现代网络宣传、获取大范围内醉驾案判处情况，实现在形同量刑情节的情况向量刑尽可能统一，最后司法机关尽早出台相关司法解释，指定量刑标准，将主要量刑情节通过解释固定起来，加大指导性案例的整合力度。

　　（三）法官办案思维以及地域性差异

陕西省人民政府


陕西省《国营企业辞退违纪职工暂行规定》实施办法
陕西省人民政府



第一条 根据国务院《国营企业辞退违纪职工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结合本省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企业可根据《暂行规定》第二条的规定，结合本企业特点，制定本企业辞退违纪职工的具体规定，经征求工会意见，提交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通过，报主管部门和当地劳动部门备案后公布实施。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企业的干部、固定工人和劳动合同制工人。
第四条 企业对违纪职工的处理应重在教育。在职工发生违纪行为后，应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一般应给予批评教育。在半年内不再重犯的，免予追究；情节比较严重，或经批评教育后继续违纪的，可按照《企业职工奖惩条例》的规定给予一定的行政处分；经过处分教育仍然无效的，
可以辞退。职工被辞退后即为待业人员，不保留职工身份。严重违犯纪律，符合除名、开除条件的职工，按照《企业职工奖惩条例》的有关规定处理。
第五条 企业辞退职工，应事先将被辞退人的违纪事实、本人的检讨等材料，送本企业工会征求意见；工会可根据被辞退人的违纪事实，认识和既往表现提出意见，辞退与否由厂长（经理）决定。辞退违纪干部，按干部的管理权限办理。
第六条 企业对被辞退的职工应发给辞退证明书。辞退证明书由企业的劳动工资、人事部门按照省劳动人事厅规定的内容和格式印制、保管和填发（辞退证明书的式样附后）。
第七条 企业发给被辞退职工的辞退证明书，应指定专人直接送交本人签收，不得由其他人员代转；如需邮寄，应向邮局挂号并索取回执。被辞退的职工，如对辞退不服，应于十五日内，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诉。申诉的时限，从本人收到辞退证明书的次日起计算。
第八条 被辞退职工的户口，按以下办法办理迁转手续：
（一）在企业所在地的县（市、区）自有住房的，应迁转到自有住房处落户；
（二）配偶、父、母等直系亲属，在企业所在地的县（市、区）有住房的，可迁转到直系亲属处落户；
（三）不具备本条（一）、（二）两项落户条件的，可暂时在企业的原住地保留户口；辞退前是企业集体户口的单身职工，准许其单身立户；
（四）家在农村，愿意回农村的，可在其家庭所在地的村、镇落户；要求务农的，可按农民户口落户，并分给责任田和自留地；
（五）本人辞退前在大中城市，要求迁往中小城镇，投靠父、母、配偶及其他直系亲属，或自谋职业的，应准予迁转落户；
（六）本人辞退前在中小城镇，一般不准迁往大中城市；个别家庭确有特殊困难，要求迁往的，由原企业按照公安部门的规定，与迁入地区的劳动人事、公安部门联系，凭迁入地区公安机关的准迁证办理迁移手续。
第九条 被辞退职工办理落户手续后，应持辞退证明书，向当地的县（市、区）劳动部门办理待业登记，接受当地劳动部门的管理、教育和就业指导，并按照《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领取待业救济金和医疗补助费。辞退违纪职工的企业，应于辞退决定生效后，将被辞退职工
的档案和辞退决定等，移交给办理待业登记的劳动服务机构接收管理。
第十条 企业的厂长（经理）对违纪职工的处理，应严格按照《暂行规定》和本实施办法的规定执行。违纪职工对辞退不服时，可以按照规定提出申诉。在辞退决定生效后，企业保卫部门及公安部门应及时掌握被辞退人员的思想和动向。对无理取闹、纠缠领导、寻衅闹事，影响生产、
工作和社会秩序的，公安部门应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有关规定处理。
本办法由省劳动人事厅负责解释。
本办法自一九八六年十月一日起施行。




1986年9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