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检察院、教育部


最高人民检察院、教育部关于在教育系统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中加强联系配合的意见



2005年8月18日

高检会〔2005〕2号

　　近年来，在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各级各类学校和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的教育事业取得长足发展，在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推动科技进步，增强综合国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管理制度不完善、监督机制不健全等原因，教育系统某些行政部门和学校在图书教材和设备采购、基建工程、招生录取等方面出现了贪污贿赂、渎职失职、滥用职权等违法犯罪问题，给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造成损失，影响了教育资源的公正配置，损害了教育系统的形象。因此，必须加强教育系统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为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当前，检察机关与教育部门要在联合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已经取得初步成效的基础上，深入贯彻党中央关于《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的要求，进一步加强相互间的联系配合，充分发挥各自职能优势，做好教育系统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促进教育系统党风廉政建设。

　　一、加强预防宣传和警示教育，促进依法治教和廉洁从教

　　检察机关要结合查办职务犯罪案件，深入开展预防宣传和警示教育，以案释法，举案说法，使教育系统工作人员充分认识职务犯罪的危害，树立遵纪守法观念，增强拒腐防变的廉政意识，促进依法治教和廉洁从教。教育部门要采取有效方法对所属工作人员开展廉政勤政教育、法制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要充分发挥党纪国法的教化功能，必要时双方可以共同组织培训班，进行预防教育系统职务犯罪方面的专业知识培训。

　　二、围绕重点环节、部位和岗位，从源头上强化预防工作

　　要围绕教育系统易发、多发职务犯罪的重点岗位、环节和部位，开展预防工作，努力从源头上做好防范。检察机关要及时对教育系统职务犯罪发生的原因、特点和统计数据及变化趋势进行分析研究，并向教育部门通报。教育部门制定、出台有关规定、政策和改革措施时，要研究可能发生问题的风险和疏漏，必要时可以向检察机关沟通完善内部管理监督和与预防职务犯罪有紧密联系的政策、改革措施。

　　检察机关在研究、提出有关涉及教育业务方面的预防对策和措施时，应当注意听取教育部门的意见和建议。最高人民检察院与教育部定期召开预防职务犯罪联席会议，通报教育系统职务犯罪情况，研究预防职务犯罪措施，协调涉嫌职务犯罪案件查处工作。当前，双方要针对图书教材和设备采购、基建工程、招生录取以及内部财务管理等重点岗位和环节，共同研究制定规范管理、强化监督的办法措施，并抓好落实。同时注意探索和总结预防职务犯罪发生的有效做法和经验。

　　三、加强协调配合，及时发现和揭露犯罪

　　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工作原则，切实抓好教育系统职务犯罪的惩治和预防工作。检察机关要进一步加大法律监督的力度，及时发现和揭露发生在教育系统的职务犯罪，严肃查处职务犯罪案件，有效遏制教育系统某些环节和部位职务犯罪易发、多发的势头。教育部门在工作中发现或者收到群众举报涉嫌职务犯罪线索，应按有关规定及时移交检察机关，并积极配合做好查处工作。对依法不构成犯罪或者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检察机关应当及时向相关教育部门说明理由和法律依据。

　　四、共同推进检察建议的落实，健全内控机制

　　检察机关要结合查办发生在教育系统的职务犯罪案件，深入研究犯罪心理形成轨迹和发案原因、症结，有针对性地提出检察建议。在向发案单位提出检察建议时，应当同时抄送其主管部门。要积极协助发案单位进行整改，健全内控机制，做好对检察建议的落实回访，督促发案单位建章立制，堵塞漏洞。发案单位要认真落实检察建议，并将落实情况在30日内回复检察机关。

　　各地人民检察院和教育行政部门、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和直属事业单位可按此意见要求，结合本地区、本单位实际，制定具体实施办法。




认真对待权利

范进学

　 作者简介：范进学，1963年7月出生，山东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理学硕士生导师。武汉大学法学院在职博士生，主要著述有《法理学》（合著）；《法学基础理论》（合著）。

　 同一个国家，同一份试卷，但在一年一度的高考录取中各省市区却普遍存在着考试分数比值的差别与不平等现象：往往是城市考生录取分数比农村录取分数低、发达地区考生录取分数比欠发达或不发达地区录取分数低、城市中心考生录取分数比城市近郊录取分数低，等等。例如，1999年北京市第一批文科院校最低分数控制线是466分，而湖南则是556分、湖北为544分、贵州为514分，最高相差90分。2000年山东省第一批院校最低分数控制线文科为667分、理科为631分；而上海则分别为473分和498分，相差竟达184分和143分。即使在同一省区如山东省，各地市的高考分数线也差别较大。据报道，黑龙江省2000年出台的一项新政策规定，该省拥有博士学位人员的子女报考省内高校将会得到20分的优惠。这样看来，相同的试卷，相同的分数，考生却因地区和出身等不同而享有不平等的权利、收获不同的命运。我把这种受教育权的不平等现象归结为“权利平等但差别”现象。

　 早在23年前，美国著名法学家德沃金就提出了“认真对待权利”的命题；23年后，权利问题却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所必须认真对待的大问题与真问题。众所周知，受教育权是人的一项基本人权，是人生存、发展与完善的不可或缺的文化条件。无论是世界人权宣言和国际人权公约，还是我国宪法和法律，都对受教育权这一基本人权作了明确规定。从世界人权公约与我国宪法与法律的规定可以看出，第一，受教育权是人人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第二，权利平等与成绩面前机会均等是受教育权的核心，高等教育应当根据成绩而不是职业、家庭出身、地区等因素向全社会平等开放。权利不平等与机会不均等现象，不仅背离了世界人权公约的人权精神，也违背了我国宪法与法律的基本原则，准确地说是一种严重违宪与违法行为。社会主义国家已经从制度上根本消灭了人人不平等的起源，经济上以公有制为主体、政治上人民当家作主，都使不平等的根源失去了生存的土壤，人人权利面前、法律面前平等已成为我们这个社会赖以维系的根本准则。相同的人相同的对待、类似的情况类似地处理，既是社会主义的法治原则，又是社会主义的正义要求。在今天，如果谁还平等着但却差别着甚或歧视着，就是对平等这一根本准则的最大破坏。只有认识到人人在根本上是平等的，才能奋起反对对人一切的差别与不平等的制度或现象。仅仅由于出身与出生地即籍贯不同而导致分数比值的差别，实际上就为受高等教育的人在权利平等的原则前提下人为地又划上了一条不可逾越的权利不平等的分界线，这样所谓的“权利平等”最终会因籍贯和出身的不同而走向更大的不平等，这大概出乎所有善良的人的愿望。英国历史学家梅因在其名著《古代法》中曾把人类社会的进步运动归纳为“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主体身份不同，权利享有的量即不同，这是封建专制社会的典型特征。如果我们至今还缠绕于身份不平等的现实社会中，那么我们这个社会到底比传统社会进步了多少呢？也许我们有我们的国情、省情、县情，抑或还有乡（镇）情、村情乃至家情，但无论如何，都不应成为权利不平等的新的起源，成为权利不平等甚至歧视的借口。

　 即便有差别、有不平等，那也是权利平等原则的例外或有益补充，即这种不平等必须遵循着罗尔斯所说的社会正义原则：机会均等应向那些处于社会最不利地位的人倾斜而不是相反。只有对处于最不利地位者给予更大的关注与照顾，才能使人们趋于平等。这种措施被描述为“鼓励行动”。实际上这种做法遍及各个国家的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的每个角落。我国法律和制度对处于社会弱势的群体如老人、妇女、儿童及残疾人等权利的特殊保护，就是基于一种“不平等”的保护，其目的在于使他们的权利不致因事实上的不平等而陷入更大的不平等的事实之中，所以这种“不平等”事实上反而是对真正平等的追求。然而我们目前各省市区在高考录取中存在着的考试分值不平等的现象却恰是一种价值颠倒，越是发达地区的考生、越是处于有利地位的考生，反而越是受到社会的照顾与优惠，从而致使事实上不平等的现象愈趋不平等、不公正。大家知道，欠发达或不发达的地区在经济条件、师资力量、仪器设备、教育理念与教育投资等硬软环境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落后局面，与发达的地区相比不可同日而语，这些地区的考生的受教育权事实上已经处于极不对等的竞争劣势地位，因此，法律和制度在被平等地实施着的同时可能就包含着不平等，那么在类似情况类似处理并不足以保证实质的社会正义时，就应当向欠发达或不发达地区的考生实行政策及措施倾斜，从而实现或体现社会真正的平等与公正。然而遗憾的是，现实中普遍存在着的“权利平等但差别”现象，非但没有使他们享受到优惠待遇或同等待遇，反而使他们陷入了事实上本来就不平等的更加不对等的境地。这样，在导致贫富两极分化日渐扩大的同时，使这种高等教育的两极分化亦愈趋严重，远远驶离了权利平等这一基本社会价值的航标。

　 权利平等即法律平等是法治的基石。权利不平等不但破坏了社会公正原则，而且也破坏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原则。权利不平等即意味着权利歧视，法治原则要求的是权利主体的普遍性，而权利的普遍性一旦被破坏，法治大厦即会坍塌。所以，不平等是法治的死敌，只有平等地适用法律和平等地得到法律的保护，才能平等地享有权利和获得权利救济。

　 权利，人们为之向往与追求的东西；法律，人们为之信仰与尊重的东西；无论怎样，人们都应认真对待它们。因此，我们每个人必须为权利也就是为法律而斗争。这是我们的义务，也是我们的责任。